就在中超俱乐部大幅度降薪后不久，乒羽中心又重颁“限薪令”，但事实上，个别大牌国手的收入仍然远超规定中的薪金上限。对此，蔡振华表示，传统夺金任务与联赛很难兼顾。
本报北京4月19日电
就在不少中超俱乐部痛下杀手，对麾下球员大幅减薪后不久，乒超联赛便因为部分国手薪金过高引起众怒，迫使乒协再度颁出“限薪令”。但一纸“限薪令”能否扼制住国手们有些脱离市场的高薪，却仍是未知数。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乒羽中心主任蔡振华坦言，运动员高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主要是俱乐部的不理性行为和运动员的漫天要价。
事实上，运动员拿高薪是西方职业体育项目联赛的典型特征，也是这些联赛得以壮大发展的基础之一。但在现阶段中国体坛，部分运动员有些脱离国情的高薪却很难被行政主管单位、部分俱乐部和社会舆论所接受，而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却未必全是因俱乐部和运动员而起。
中国企业投资俱乐部多盲目
中国足协和乒羽中心在2005年春天同时重申了对联赛运动员的限薪立场。4月初中超开幕前夕，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指出，足球运动员的薪水必须与运动员在联赛中体现的价值相一致，并肯定了各俱乐部的限薪举措。4月11日，在乒超俱乐部注册截止期到来前，乒羽中心则对正在集训的国手们提出要求，不得再向所在俱乐部提出超过乒超限薪标准的收入要求，违者将被逐出国家队。
对运动员限薪，这在其他国家体育运动职业联赛中是罕见的，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鲍明晓所说，“球员高工资的特色是职业联赛存在发展的基础之一，这本应是正常现象。只是，球员达到高工资的水平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
鲍明晓指出：“中国一些球员不正常的高薪现象，是某些俱乐部和球员在联赛中没有按商业规律办事造成的。”
在现今的中国足球和乒乓球联赛中，绝大部分俱乐部都有过易主的经历，有些俱乐部还曾经多次易主。正如某位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对记者所说，“涉足体育圈，往往是一些公司看中了体育比赛、体育明星的广告价值，或者是想通过投入体育从政府换得其他方面的回报。因此，很多公司一没有长期运作俱乐部的打算，二不认为俱乐部可以盈利，三对俱乐部的投入往往缺乏理性的判断。”
一家国外大型企业的市场总监也对中国企业赞助体育俱乐部的某些行为方式感到困惑，因为在外资企业看来十分重要的判断标准，比如赞助对象是职业俱乐部还是业余俱乐部，赞助对象水平的高低、公众影响力的高低等，很多中国企业并不认真研究。这家企业目前正赞助中国棒球联赛，虽然中国棒球联赛名义上属于职业联赛，并希望得到职业联赛的赞助待遇，但因为事实上存在的差距，该企业仍按照业余联赛的标准进行赞助。
在中国，正是因为部分企业对体育俱乐部的经济投入具有不理性和短期行为的特征，刺激了球员收入不断攀高，导致一些球员的薪水要求最终超过了俱乐部的承受能力，中国足协和乒羽中心不得不在1999年和2003年分别颁布甲A和乒超“限薪令”。
蔡振华直陈夺金、联赛难兼顾
然而，实施多年，两大“限薪令”却形同空文。
足球联赛中，俱乐部与球员签明暗两份合同以对抗“限薪令”的情况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在乒超联赛中，几名大牌国手从俱乐部所得的明暗收入相加可能已超过限薪标准1倍以上。尽管谢亚龙仍三番五次强调球员收入须与个人价值吻合。蔡振华也承认，乒羽中心有监督不力的责任。但事实上，正如浙江大学体育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凌平教授所说，“球员不正常的高薪现象，之所以让有关部门难办，是因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上。”
长期研究体育体制和体育产业的凌平教授认为，体育本具有社会化属性，交由社会力量经营管理是最佳选择，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体育仍是政府管理，还没有完全向社会化转轨。凌平说：“在完成奥运会、全运会等任务这一杠杆调节下，对于乒羽中心、足管中心等政府机关来说，实现体育社会化、联赛市场化本就两难。”
乒羽中心主任蔡振华今天向记者指出，“乒超联赛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保障国乒队完成奥运争光任务，乒羽中心确实希望推进乒超联赛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希望把乒超办成像NBA、英超、意甲那样的高水平、高质量、运作规范的联赛，但传统任务（指完成奥运会等重大比赛的夺牌夺金任务）与联赛不可能一下子都兼顾得好。”
“事实上，办好联赛对完成奥运任务是一个促进，但反过来，如果说办联赛就是为了完成奥运任务，那就显得有失偏颇了。”凌平说，“市场化的联赛本应具有经济目的、商业目的。”
“运动员不合实际的高薪、以及限薪令的形同虚设，肯定与联赛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当有关，但政府机关的主要任务不是经营管理联赛，也不善于做经营管理的事。事实上，参照国外经验，可以对中国现行体育体制进行改革的方式很多，比如借鉴美国职业联赛的大联盟形式，但关键是看这个体制要什么时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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