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讨厌咖啡的欧洲人。一个被父亲遗弃的穷苦少年。一个为战争痛苦迷惘的共产党员。一个５０岁还有着田园生活梦想的老男人。
记者金松大连报道 当不被看好的实德悄然以４连胜登上中超榜首，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一下福拉多。这个内敛得有些深沉的人，很难相信他和科萨、桑尼、图拔们来自同一国度。他向记者解剖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性格形成：因为贫困，所以善良；因为孤独，所以低调；因为历经风雨，所以学会坚强。
９岁才有球鞋的苦孩子
１９日中午，在大连一家咖啡店，刚刚补完牙的福拉多和记者来这里聊天。店里充斥着众多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淑女，衣着毫无讲究的福拉多一点也不起眼。他甚至一坐下就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连比带划告诉记者：“咖啡，去他妈的！我喜欢茶，不是英国茶，我要喝中国茶。”
显然，福拉多对咖啡所具有的贵族气息很反感，这也和他出身贫寒有关。他于１９５５年出生于南斯拉夫，那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在发展之中。他３岁时父母就离了婚，哥哥跟爸爸走了，他和妹妹跟着妈妈。家里太穷了，要养活两个孩子，妈妈辛苦地在工厂做工，没人管的小福拉多就在马路上和一群野孩子踢球。他有一双上学穿的鞋，为了能让鞋穿久一些，踢球时他只好光着脚丫，“每天我都在街上玩，足球就是我的玩具。”这样的生活从６岁开始，直到９岁时他进入到贝尔格莱德一家很小的叫哈依杜克的俱乐部，才开始穿鞋踢足球。想起往事，福拉多长叹一声，“足球，是穷人的运动啊。”
“小时候我不怎么爱讲话，因为家里穷，吃得穿得都很差，所以和别人的接触总是很低调，可以说有些孤独和自卑吧。”福拉多说，“但别看我穷，在打架方面我是老大，他们谁也不敢欺负我。尤其是在球场上，谁不给我传球我就会冲他大喊大叫，甚至骂他们，因为我认为我在场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只有在球场上我会忘记一切。”
和许多学院派教练相比，福拉多没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谈起这个他甚至脸红起来。“小时候我就没怎么上过学。我家条件不好，妈妈每天都要努力工作来养活我们，她没法来管我的学习，我是最差的学生。我没受过正规的教育，是足球让我走上了正路。所以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掌握一门以上的运动，因为体育能让人变得有礼貌、有教养。”
不怕战争，但心痛战争
苦难往往能让人变得善良，所以福拉多现在还很容易动感情。今年３月底，实德全队来到大连普兰店的一处贫困乡村扶贫，戴着红领巾的福拉多看到一户人家只有母亲带着一个孩子艰难度日，家徒四壁，眼眶旋即湿润。他马上表示，他的扶贫对象就是这家，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我小的时候，家里绝不会比那几个贫困户好多少。从小我就和妈妈、妹妹三人生活在不到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这个小屋还是政府解困房。直到１７岁时，我在红星队打上了主力，才把全家搬出来。”谢菲尔德联队的主席凯文小时也是家境贫寒，他童年时住的小屋就在如今谢联主场附近，他非常想把那小屋买下来，但现房主不卖。当记者把这个故事说给福拉多时，他出神了一会儿，“我小时候那个小屋现在还在，有时间我会去看看。但没法买，那是政府的房子。”
福拉多生于１９５５年７月１日。记者问他是否知道这一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他笑了，“当然知道，小时候我们就学到了。因为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福拉多曾是一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红星队员大都是党员。他提到科索沃战争，“我一点都不害怕，虽然我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随时可能死。当我听到爆炸声，看到眼前的悲惨景象，我只是感到心痛，人类已经进入到了２１世纪，竟然还有这样的景象，我难以理解。”
由这个话题展开，记者提起了前南领导人铁托：“铁托是不是你最崇拜的男人？”福拉多很快回答：“不，不是。我读书不多，并不知道多少名人，但我尊重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尤其是对家庭有责任感的男人。”“女人呢？”“女人？你爱的女人，才是世间你认为最漂亮的女人，所以，我认为我太太是世间最漂亮的女人。”“那你的妈妈呢？”记者有些唐突地追问。福拉多的眼神黯淡下来，“她走了，去年。”他看看记者，神情中带着压抑的伤痛，“她是伟大的人。”
梦想：小木屋·狗·晒太阳
在中国的工作并不轻松，福拉多总感觉到有种紧张感。“教练员的工作很好，但压力太大。我现在能在这里轻松地和你聊天，是因为我的球队取得了４连胜，否则气氛不会这样。每个教练比赛后一天过得怎样，都完全取决于前一天比赛的结果，这点和普通人有着明显不同。其实，我更想过一种轻松休闲的生活，森林里盖个小木屋，牵着狗散步，晒太阳。至于足球，我已经跟它混了３１年了，所以现在我还无法扔下。”
福拉多说，他不是为钱来中国工作的，虽然穷孩子出身的人对钱不能不看重。“钱是很重要的，有了钱，才能让你安心下来，才能让你有安全感。但钱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让人放纵。我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我最舍得的就是为家人花钱。”他也希望俱乐部能为球队多花钱，多买他看中的球员，“但即使不买，我也会一样工作，上帝不会把所有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的。”（作者：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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