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永宁，1952年从香港回国，并在同年中国首届全国乒乓球比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此后代表中国多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战绩辉煌。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刚结束，被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做短期援外工作，接着便协助梁焯辉担任女子国家队的教练。1953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北京市乒乓球队任总教练，直至文革初期受迫害致死。
笔者与姜永宁相识已久，共事多年，其中有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今天值我古稀的有生之年，将之宣诸于世。
难舍心上人
1955年，姜永宁与孙梅英结成了“龙凤配”，共同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努力奋斗。这一对乒坛情侣一直彼此相亲相爱，琴瑟和谐。但是作为25岁才回国效力的姜永宁，早在香港时已经有过几个女朋友，而其中最令他难舍难忘的是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位女学生。她是一位温柔娴淑的少女，就读于香港某英文书院，家庭对她管教甚严。姜永宁在回国前已与她眷恋甚深，如胶如漆，可他到北京取得冠军后被挽留为国效力，两人便尝到了分离的相思之苦。虽然彼此仍能鸿雁互通，细诉款曲，但却希望能够重聚一处。于是姜永宁遂向北京当局提出希望将这位女朋友接到国内念书。中国体总鉴于这是特殊情形，应予照顾，奈何这位少女的家长却不肯让女儿进入内地。
1953年深秋，姜永宁持着政府特许的边防通行证，南下深圳与这位由新华社专门安排北上的女朋友约定见面，作最后的劝说。可是这位柔弱的女儿家，尽管她很爱姜永宁，但惮于家长的警告和对共产党的统治存有恐惧，无法答应姜郎的哀求。深圳一晤，徒添无恨惆怅，从此劳燕分飞，天各一方。这些情形，是姜在广州逗留期间，向我和另一人详细诉说的，并出示了该位少女给他的几封信，信中词句充满了哀怨悱测之情，令人感动。
从此之后，姜永宁便毅然与孙梅英做感情上的进一步发展。
受诬陷含冤而死
1966年，乌云笼罩了整个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像山洪暴发，一发不可收拾，到处一片红色恐怖。1968年初，姜永宁被北京体工队的所谓造反派关了起来，施以严刑拷问，要他供出在香港时参加日本宪兵队的经过。这子乌虚有的罪名，姜永宁当然极力否认，但那一帮人受人唆摆的“革命小将”那肯相信，继续穷追猛打。可怜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受尽凌辱和折磨的姜永宁，有冤无处诉，愤而于5月份自缢身亡。一位中国乒坛的开国元勋，就此含恨归天。
其实此事，以我所知，姜永宁完全是无辜受害。记得1953年他去深圳会晤心上人之行，曾在广州停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起游玩娱乐，并常常谈天说地。有一天晚上，姜在闲谈中讲述他过去在香港打球的种种经历，无意中说起，香港沦陷于日寇统治时（在珍珠港事变后曾被日寇铁蹄践踏了三年八个月），自己才十五、六岁，家庭十分困难。有一天，他在路边的墙上发现贴有一张日本招收宪兵学员训练班的布告，不但包食宿、学费，还会发给一点零用金。正在失学的他，看了广告之后，心中微有所动，回家吃晚饭时把这想法向家人提出，结果遭到母亲和兄长的严词呵责，晓以民族大义……叙述到这里，姜永宁笑着对我们说：想不到会受到如此责骂，幸而家长严明，否则那时自己年少无知，以为有食有住，又有零用钱，可以减轻家中经济负担，如果去参加训练班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万万没有想到，15年前姜永宁轻描淡写的小小往事，竟成了他的催命符。后来得悉是有人向“造反派”告密，说姜永宁在日统期间，曾当过香港的日本宪兵，这一条十分严重而又是莫须有的罪名，在那“和尚打伞”的年代，便置姜于死地。
姜永宁的不白之冤，直到“四人帮”倒台，邓小平、胡耀邦主政，才与容国团、傅其芳一起获得昭雪平反，洗脱罪名，并被体育界追赠“三英”称号，还专门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赛以作纪念。
逝者而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藏在心中数十年的隐秘，实在不吐不快，因为当年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挚友三英，请安息吧。（乒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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