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哲学上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５·１１这一天，中国三支球队分别在本土、东瀛、德国所经历的三场比赛以及所取得的胜、负、平的三个结果，认真想来都看不出与中国足球的领导者——中国足协有着什么更为直接的关联。
印象中，已经去职的阎世铎在４年任期中最具个人成就感的一天就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８日——沈阳五里河的世界杯出线之夜，其兴奋异常地冲进了中国队的休息室，并且发表了以“祖国人民感谢你们”为题的即兴演说。
或许阎世铎的继任者谢亚龙没有想到，在上任仅仅４个月的时候便找到了前任曾有过的美妙的“休息室感觉”——５·１１济南“抗日”之夜，他也是兴奋异常地冲进山东鲁能的休息室，抱拳叩首向赢得胜利的球队致以连声而由衷的感谢。
也许谢亚龙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己在休息室里依次与俱乐部官员、球员握手共庆的时候，图拔正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炮轰”着其领导下的中国足协苦心打造的“国青留德”计划。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方是满面春风的祝贺，另一方是满脸不解的指责，如此的不和谐所能映射出的唯有中国足协在济南大捷中“局外人”的本质属性。人们很难理解，一个月前还声色俱厉责令俱乐部“必须放人，否则格杀勿论”的人；转脸又主动上前，趁着球队的胜利在媒体面前神出鬼没地大肆“抢镜头”，中国足协变脸的绝技可谓高超无比；至于脸谱如何变换，则就是一切以“自身利益的得失为唯一的标尺”。
中国足协很好地把握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该露脸时就露脸”的原则——山东鲁能气吞山河２比１击溃横滨水手之前一个半小时，在日本深圳健力宝却有心无力被磐田喜悦以３比０血洗。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媒体舆论对于“深圳内乱”给予了连篇累牍众说纷纭式的关注，但经验与规律表明：类似此番的热情与耐心从来都是有限的、阶段性的；我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事态的凝固，“深圳内乱”将逐渐远离媒体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已经并正在将深圳健力宝“抛弃”的绝不仅仅是媒体舆论，中国足协从始至终似乎都在刻意像“躲瘟神”回避着与深圳发生任何形式的正面接触。正因如此，５·１１之夜，谢亚龙等中国足协的高官纷纷前往济南与山东鲁能一同迎来欢庆胜利的美妙时刻，之前却没有一位高官（哪怕是一位中层）愿意跟随身处低谷的深圳健力宝同舟共济，东渡扶桑挑战强敌。
中国足协冠冕堂皇的解释是，自身的职权范围有限，不宜对俱乐部事务越俎代庖。且不说“对俱乐部事务越俎代庖”早已习以为常，即使中国足协的确无权涉及平息深圳内乱的具体措施，但毕竟球队中有多名国家队球员卷入内乱之中，而国脚们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以及竞技状态难道不是主管国家队的中国足协所应当关注的吗？难道此类见“乱”不救不是中国足协在很多问题上的“不作为”的某种真实写照吗？！
如果说５·１１山东鲁能的胜利与深圳健力宝的失败都不足以出人意料的话，那么随后在遥远的德国小镇施魏富特，中青队凭借相对出色的发挥，与实力强大的德国青年队２比２战平的过程与结果，多半是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然而“奇迹”出现的背景却是：日前中国足协曾经对克劳琛递交的仅有４页纸的训练计划颇为恼怒，甚至已决定派出钦差大臣朱广沪再次前往德国督导并随时准备接班；其实，就算是谢亚龙初来乍到不谙往事，至少南勇、杨一民应该记得：当年十强赛之前，米卢向中国足协呈上的训练计划只有一页半纸，最终却成就中国足球实现了半个世纪苦苦追寻的世界杯之梦。
坦白讲，以中德之战中中青队所表现出的整体技战术水准，尤其是在由守转攻的速度以及局部攻击的配合上，目前１４支中超球队中恐怕只有山东、大连两队可以比之略胜一筹。显然，在如何评价德国人克劳琛的执教能力以及执教方法的问题上，中国足协过早、过度的干涉，尽显一贯的主观盲目。
因为有意远离，深圳健力宝的失败或许与中国足协无关，但并不代表着因主动靠近，山东鲁能的胜利就与中国足协有关；而中青队在强大的德国青年面前收获的一个可贵的平局，与隔岸观火若即若离的中国足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作为中国足球的主管部门，与胜利无关是一种悲哀，与失败无关是一种搪塞，而与奇迹无关则是一种平庸；好大喜功贴近山东，高高挂起远离深圳，指手画脚扰乱国青……仅仅在５·１１这一天当中，中国足协便足以将“贪政绩”、“不作为”以及“瞎指挥”——“三项全能”的形象，于无声处彻底暴露无遗。
责任与公心、科学与规律，因此依旧是中国足协必须直面的严肃课题。 (体坛周报)
转自搜狐
收藏本文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