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记搞过菲戈假专访,娱记去年戛纳玩过妮可·基德曼假专访,幸好高记尚未编出伍兹专访,这只能说明伍兹虽然贵为体育明星首富却尚未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吾等劳苦大众所喜闻乐见。
高尔夫记者当然是高级记者,但高尔夫记者在中国能有几个呢?足记号称八千,高记能否凑齐八个?在上海高尔夫公开赛采访的中国记者,显然很多并非专职高尔夫记者,因此当他们频频问出很多高尔夫球之外的“生活化”的问题,而受到某些外国记者的嘲讽,也就不足为怪。这好比一个娱记喜欢追问一位爵士音乐家喜欢什么牌子的红酒和雪茄。爵士也好,F1也好,高尔夫也好,在中国现在经常只是被当作标签在使用,代表了某种中产乃至上流的生活方式,它可以成为轰动性话题———同志们是多么渴望中产上流渴望抢着过全球化国际化的生活啊———却未必有多少实际,毕竟一个人可以一夜暴富,却不可能花钱买到一种传统。张连伟也抱怨过以前曾遭到国外某些高手的歧视,有的人面对他的请教报以一副不耐烦的态度,那么国外高尔夫记者嘲笑他们不专业的中国同行更是顺理成章。但问题是:他们是同行吗?采访高尔夫的中国记者大部分是经济记者和时尚记者,他们当然不可能像国外记者一样去关心高尔夫球的竞技层面。中国媒体很喜欢吐着舌头教育劳苦大众:F1是烧钱的运动,高尔夫是烧钱的运动。只盯着钱,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去追问爵士乐手喜欢什么红酒雪茄,高尔夫球手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手表,这和娱记问明星喜欢什么颜色喜欢吃什么,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同行,属于“生活记者”,他们致力于一项在中国方兴未艾如狼似虎的新传媒运动,那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有钱人的生活。
而全球化高尚生活方式,在中国还只像一具浑身贴满标签的塑胶模特,巍然屹立于橱窗,供人仰望并意淫。
几乎在一切领域,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滑稽场景,这样的标签,这样的模特,这样的橱窗。无论菲戈假专访还是妮可·基德曼假专访,都是按捺不住的仰望和意淫———老子要皇马,要戛纳,要阿玛尼,要世界杯,要奥斯卡,要F1,要LV,要GDP……
但是中国队到世界杯,仅仅是到此一游,签了个到而已。足记到了世界杯,采访的也是自家中国队,正如影记娱记到了戛纳,也只盯着陈凯歌吴宇森。即便采访老外,问的肯定也是关于陈凯歌吴宇森的问题。
由于中国队进了世界杯,中国记者也获得了空前(但愿不是绝后)的采访名额,密密麻麻地占领了记者席的观球胜地,但即使到了决赛,要某些记者记住巴西队德国队出场球员的名字仍然太难。决赛中场休息时,当听到那些亲临现场写战报的中国大记者在互相打听巴西队击中门楣的那位老兄叫啥名字时,我说了一句:哥们,你真的没资格成天骂中国队,你跟他们一样烂,甚至更烂。
中国记者似乎也把戛纳当作陈凯歌《无极》的新闻发布会了,而陈兄似乎正有此意。不要指望他们会发回来伍迪·艾伦、文德斯、库斯图里卡的报道和专访。所以我说: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先锋,是DVD盗版商———是他们传播了伍迪·艾伦、文德斯和库斯图里卡———而绝不是记者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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