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赛小组赛最后一场开打。于近期爆发的“深足内乱”中，赶走主教练迟尚斌后声称“解放了”的几位“大牌”队员(流行称呼为“球霸”)悉数上场。最后健力宝队一比零小胜三星队，“咸鱼翻生”，以小组第一名成绩出线。
此战之后，“深足内乱”丑闻物料已停止发酵。一段时间以来，提及中国足球，不少人都认定圈中人“程度”太低。其实，在市场经济熏陶下，傻子都会与时俱进。发觉事态发展对利益共同体、对个人均无好处，在圈中人共襄之下，这场比赛洋溢着浓郁的公关气息。赛前，中国足协、当事人、媒体均高喊“一致对外”口号，连爆出俱乐部行贿“猛料”的前高管人员杨塞新也借机后缩。赛后，体育媒体一派“输赢要紧哪管是非”之态，因发明“球霸”说“一举成名”的杨塞新又是礼赞头号“球霸”李玮峰的职业精神，又是公然声称不再“揭黑”。
在此意义上，于“深足内乱”烟消云散时，从“反公关”角度考虑，倒是有追究、剖析其根源的必要。究其实质，“深足内乱”主线十分简单：首先，看待迟尚斌与队员的对立不妨从部分足球记者视为畏途的“足球经济”角度出发。谁是全世界最不“自愿”的球队投资者？他就是深圳俱乐部现任老板李志达。现已被正式逮捕的“资本大鳄”张海“设局”转让给李志达的健力宝集团本已被淘空，“拖油瓶”而来的足球俱乐部更是拖欠球员工资达6000万元的“烂摊子”。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健力宝俱乐部不过是大股东挥之不去的包袱，这才是“深足内乱”酿成的根本原因。
与几年前“顺奸”成为年度流行语相似，“球霸”已注定成为2005年流行语，而且同样内涵曲折、“搞笑”。平心而论，指证“球霸”具有“操控比赛输赢、操控主教练的去留，甚至操控总经理乃至俱乐部高层能力”，即使在“证据论”沦为笑柄的中国足坛，也需要证据——常识表明，只有清除了全部制衡力量的“黑道教父”们才可能具有这些能力。
深圳俱乐部一些队员以种种借口拒绝出赛(并可能施加影响令上场队员“出工不出力”)，导致球队连败无疑是冲着俱乐部去的。今天社会舆论已经演进到了不至于一味谴责“不付钱不登台”歌手“心中没有观众”的地步。球员工资虚高是一回事，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改动已生效合同，总得谈判谈判吧？被动“入局”的李志达积极响应中国足协限薪令，大幅调整俱乐部与球员已经签订的三年期合同，系“内乱”直接原因。
迟尚斌与“大牌”队员冲突得火花四溅，不过是“内乱”导火索而已。如其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迟尚斌或许仅仅是以职业球员的基本行为规范要求健力宝队员，但客观上他“加塞”在球员与俱乐部“根本利益”暗战的中间地带，而且形同充当拖欠民工工资建筑工地上的“监工”的角色。最终，其被张海眼中的老实人李志达所抛弃，固然值得同情，也有自身“涉世不深”因素。而杨塞新承担的是同迟尚斌类似的“监工”任务，结局也大同小异。
那么，小结“深足内乱”，意在具体证明什么呢？不言而喻，李志达这样的人被动进入俱乐部直接导致“事变”发生，背后原因又系中国足球长期上演“劣币驱逐良币”必然结果。
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倒不是说过去的俱乐部老板们有谁令人怀恋，而是指至今为止，并非怀揣“套利”动机的足球投资人属于凤毛麟角。
把健力宝队一场小胜放置在国家荣誉的地位，“聪明人”另一个目的或许是要继续论证足球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这符合“中间利益集团”的胃口，但它在学理上是不成立的，于现实更是有害无益的。中国职业足球唯一出路是进化为一门标准的商业活动。做到此，首先是足球主管部门不再假借公共产品特殊性，吞噬“利益蛋糕”——在该方面，没有理由指望其“自我革命”；在此前提下，张海(包括被拉下水的李志达)之流将为正经商人(“良币”)所驱逐。
乔丹在NBA中经常对联盟当局说三道四，够“大牌”了吧？但没人说他是“球霸”！如果中国足坛也有球员工会，给予他们通过有组织地谈判的方式诉求利益，那时还有“球霸”那就是真“球霸”了。什么时候中国会有球员工会呢？
(作者系《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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