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清华大学跳水队状告队员王鑫家长案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显然清华方面提出的35万元索赔不算什么大数字，所以，面对20多家突然出现的各路媒体，法院方面显得有些“准备不足”，只好临时换了一间更大的法庭来满足媒体的需要。被媒体称作2005年中国体坛第一案的庭审，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拉开了帷幕。
游泳中心暗中支持王鑫？
虽然被称作“第一案”，整个案件却一点也不复杂。2001年2月16日，王鑫的家长慕于芬之名，将当时年仅9岁的女儿送到了清华大学跳水队试训，这是曾经练过体操的王鑫第一次接触跳水这个项目。一年后，王鑫的潜力得到了清华跳水队的认同，被正式接纳为队员。2002年7月22日，王鑫的母亲何惠与清华跳水队签订了《清华大学跳水队关于招收王鑫为试训队员的协议》，按照这份协议的约定：“如果王鑫擅自离队，或由乙方（何惠）未经甲方（清华跳水队）允许携离出队，无论何种理由，乙方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各种责任，并赔付所有培养费用的五倍”。但是，2004年1月18日，王鑫却在一次外出购物时突然失踪，惊吓之余，跳水队甚至报了警。用于芬的话说：“家长把孩子交给了我们，要是出了什么意外，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不过，他们很快就得到消息：孩子没有失踪，只是被父母领走了。当年春节过后，王鑫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消息：她已经在天津跳水队训练并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注册。
其实，在清华跳水队中，类似王鑫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运会预选赛中代表北京参赛并夺得男子跳台冠军的林越，便同样是由清华“叛逃”的。为何清华最终只是选择了起诉王鑫的家长呢？对此，于芬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因为在（与家长）沟通的过程中，王鑫这一方的态度是最恶劣的。而且，我们清华跳水队也不能永远对此类现象只说不做，经过权衡之后，我们决定要打官司就从王鑫这里打起。”
按照王鑫家长代理律师的答辩，何惠与清华跳水队的协议是一份“劳动合同”，他甚至还当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2岁的小王鑫身上流着汗，心里流着血。都是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方面则坚持自己与王鑫家长签订的是一份“培训协议”，且双方的违约责任相当清楚明白，如果按照五倍违约金计算，将是174万元。但是清华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情况，决定只要求35万元。对于清华的这种“体谅”，王鑫家长并不领情，“反正没有钱赔清华”。
清华与王鑫家长签订的究竟是怎样一份合同呢？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合同法的起草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忠亚教授似乎也难以给出判断：“经过对本案的简单分析，我认为案中的这份协议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合同，因为民事合同主要涉及民事权益，包括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业服务、技术服务等；同时该协议也不属于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是一方提供劳务服务，一方提供劳动报酬。”刘教授特别强调，由于没有看到具体的合同，他不便发表过多看法，但他认为对该协议如何认定可能是本案判决的关键。
有消息称，王鑫的家长是在开庭前几天才得知确切的开庭时间并在开庭前三天才确定委托律师的。但是，从具体的庭审过程来看，王鑫方的律师甚至比清华的律师准备得还要充分。有一个说法，王鑫家长的律师是通过天津跳水运动管理中心介绍的，而且又参与了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的法律事务，所以才显得对相关的条文精神及具体的细节吃得比较深。而敏感的清华方正是透过这一细节看出了“问题”：“王鑫的出走以及我们的几名队员在注册环节上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从来认为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其他人士的暗中支持，是很难想象围绕清华跳水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
一位跟踪采访“王鑫案”的新华社记者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围绕着这件事情，至少四个武汉女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大家能够看到的两个是于芬与何惠，另两个则是周继红红与李青，她们俩一个是国家队的领队，一个是天津队主教练谭良德的夫人、王鑫现在的教练。有迹象表明，她们(周继红和李青)是站在支持王鑫立场的，她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不仅更耐人寻味，甚至有可能是王鑫出走的真正原因。如果没有任何前途上的保证与承诺，像何惠这样的普通百姓，又如何可能一下子就介入到了清华与天津队乃至国家队的矛盾中呢？”。
当清华大学选择与王鑫这个小姑娘的家长打官司时，实际上就已经在表明：清华不是损失不起一名小队员，但是为了这支队伍的生存，这样的官司不能不打。否则，在国家队及地方省市队的多重“蚕食”之下，由清华大学斥资过亿元建立起来的队伍，真的有可能在中国跳水界失去其基本的生存能力。从这个角度讲，“王鑫案”已经远远不再是一宗简单的因为“合同纠纷”而导致的普通诉讼，而是一场清华现行的高校办体育与举国体制的遭遇战。
注册纠纷，体育立法再显缺位
这也许纯粹只是一种巧合，5月23日，就在“王鑫案”开庭的同一天，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关于清华大学跳水队七名运动员注册资格申诉的批复》也送达了清华大学。因为在几天前便已经知道了批复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批复所作出的决定，清华大学跳水队在平静之中接受。身为总教练的于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实话实说：“虽然批复并没有取消七名队员现在的注册，但是杨礼光、董贞扬、施庭懋这三名队员毕竟已经重新回到了清华跳水队，这对于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在十运会即将到来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我们对于这一批复也能够理解，所以做出相应的让步也就不难理解了。并且，我们相信，伴随着又一届全运会的结束，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政策也是有可能做出修正或者松动的。现在便已经有这么一个口子了，我们当然可以接受。”
早在2003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跳水队就已经陆续发现有队员被其他地方省市跳水队注册，到2005年初，这种现象有增无减，而且由于牵涉到十运会，现在清华训练的二十多名正式队员中，几乎所有的全运会适龄队员都成为了“抢注的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清华跳水队一直不间断地向负责注册工作的游泳中心反映，而中心方面则希望清华大学方面首先与所涉及的地方队进行沟通，达成一致后再统一到中心解决。但是，当清华大学经过努力，拿到抢注方出具的同意放弃队员的书面证明并提交到游泳中心，希望为张文婷等7名队员进行注册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维持相关队员的原注册单位不变，清华大学跳水队的注册要求不予接受。面对这一决定，于芬有些哭笑不得地表示：“这就相当于一桩婚姻，当事双方都认为出现了问题，而且也都同意以协议离婚的方式分手，但是负责婚姻登记注册的部门却突然告诉你们：不行，我认为你们不能离婚！”
由于注册问题所牵涉到的7名队员中除了周吕鑫已经回到安徽并被“转嫁”给海军跳水队之外，其余6人一直都是在清华跳水队学习、训练，因此游泳中心的这一决定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几乎是致命一击——要是连这么明摆着的“婚姻关系”都无法得到承认，那清华跳水队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于是，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内，清华大学方面便向国家体育总局提交了长达万言的申诉状。
按照清华方面的设想，总局规定的裁决期限是30天之内，那么不论裁决的结果最终如何，这帮队员应该还是可以赶得上参加4月下旬在成都举行的十运会预选赛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等到最终的批复到手时，已是预选赛结束一个月了！就这样，张文婷、张明军、杨礼光、施庭懋和董贞扬因为没有参加十运会的预选赛，实际上也失去了参加十运会的资格，这对于这些已经初显锋芒的小队员们来说，显然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损失。毕竟，在“全运战略”还主导中国体育的状况下，这一次的缺席给他们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有相当的影响。对此，于芬在表示遗憾的同时则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当然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幕，但是，在我们的申诉交上去以后迟迟不见结果，我们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结果。不过，我也不认为失去了全运全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这几个孩子最大的才15岁，属于他们的时间还会很长。而且，考虑到目前的现实状况，清华也为他们尽可能地安排一些国外的比赛，让他们得到应有的锻炼。”
针对外界的种种猜测与议论，国家体育总局也在几天后，通过自己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总局批复依据的是早已存在的常规性政策而并不是针对清华大学跳水队这一个案。很显然，在据传清华大学高层领导已经介入此次注册纠纷的情况下，国家体育总局也不能不做出一个选择，避免外界传说已久的“游泳中心有意针对清华跳水队”的说法进一步流传。不过，尽管如此，诸多圈内人士针对总局有关人士所回应的“我们没有办法辨别虚假注册资料”的说法还是提出了不同意见：“既然清华方面已经提供了书面的材料，证明之前的注册存在虚假问题，那么作为职能部门便没有理由继续推委，而是应该依据查处。否则不是摆明了不作为?”
法律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的赵红梅教授针对清华跳水队队员注册所凸现出来的游泳中心与这支民间队伍之间的矛盾，则给出了这样的观点：“从宏观上来看，此类案例的出现，反映了国家在体育专门立法方面的缺位。”按照赵教授的解释，因为体育领域的特殊性，在涉及到诸如体育人才培养的纠纷时，很难用一般的民事或者劳动法律关系来进行规制，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体育法，但这方面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明显的立法缺位。具体到清华的个案来说，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使得合同性质和内容都显得比较模糊，对于其有效性的认定也比较困难。比如清华跳水队与周吕鑫签订的为期15年的合同期是不是太长了，以及清华有没有义务必须向队员提供必要的参赛机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进行约定。”
没有于芬，就没有这些是非？
不论是王鑫案还是围绕七名队员所产生的注册纠纷，一个是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在打官司，一个则是以清华大学跳水队的名义进行申诉，至少看上去都与于芬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圈内人士还是认为，如果没有于芬，也许便不会再有现在这么多的是是非非，因为当初在离开国家队的时候，她和游泳中心这边就已经积累下了一些矛盾。但是，于芬拒绝将发生在清华跳水队的这一切与自己个人联系到一起：“我想问的话只有一句：清华跳水队这种模式不是对中国跳水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吗？有什么理由一边用着清华培养出来的人去为国争光，一边还要说清华模式没有一点意义呢？！”
于芬说，虽然她以前在国家队中培养出来了一批像伏明霞这样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是她的心里却一直有这样一个结：“作为运动员她们很多人是优秀的，甚至是异常出色的，但是除了跳水她们还能干什么？事实上，我也经常对她们在赛场之外的一些所作所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更何况，运动队本来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团体，那些没跳出成绩的队员，他们退役后的生活都有可能成问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那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带出来的队员不仅有实力夺取奥运会冠军，而且离开跳水以后，他也同样还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进入社会参与竞争。”
不过，于芬也并不否认，当清华的“体教结合模式”与传统的举国体制共同生存于中国跳水界时，问题就接踵而至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这么做是挑战举国体制，实际上这只是媒体的说法，我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挑战什么，我们这么尝试，只是希望能够对举国体制形成一种补充而已。”
于芬透露，她目前的得意门生熊晴清曾经先后三次接到国家队的集训通知，但每一次她都予以了回绝：“不是我不支持国家队的工作，也不是我不希望熊晴清能够有更多的表现机会，而是我觉得，如果就这样把她放到国家队那种环境中去了，那么她很快也就成为了旧有模式下的运动员，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可以说都全废了。这一点我不希望看到，熊晴清本人也同样不愿意看到。我提出的建议是，如果国家队真希望使用熊晴清，那么出于对她的长远负责，是不是可以依然保持她现在的生活、学习与训练方式，只是在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的时候，才把她招入国家队中进行封闭集训。遗憾的是，我的这一良好愿望没能得到实现。
清华大学为跳水队已投入上亿。王鑫的出走以及我们的几名队员在注册环节上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从来认为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其他人士的暗中支持，是很难想象围绕清华跳水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记者许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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