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人类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从那时起，一共有176人在征服世界最高峰时遇难，仁那是最近的一个。
如果不是仁那他乡罹难，或许就没有这次的入藏访问。这是第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西藏登山队员的家里，感受他们的生死悲欢，为读者挖掘登顶欢呼之外的故事。
因为珠峰坐落在他们的家乡，这群藏族儿女便选择了攀登和挑战作为职业，海拔8000米是人类学所谓的“死亡线”，而对于职业攀登者而言，这里却是每年春天都要进发的职场。
为什么要去登山？刚刚登顶珠峰的业余登山者张梁说，“只是想换一种活法！”而对于包括仁那在内的职业登山者而言，登山就是一个工作，“不是因为喜欢，更不是因为危险或者害怕就能够逃避的工作！”
珠峰顶上的女人
仁那和吉吉是世界上第一对同时登顶珠峰的夫妻，曾让女队友拉吉羡慕不已。但现在，拉吉却害怕和丈夫大齐米一起进山，“如果两人都出了意外，那孩子怎么办？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拉吉、桂桑这些被誉为中国最勇敢的女人们谈起珠峰更多的是后怕，“哪怕回家在农村里种地也不能再上山了！” 家里的佛堂一共花费了两万多，全部是拉吉和大齐米登山的奖金，每次进山前和下山后，他们都会在此跪拜。 青椒炒牛肉、元白菜拌粉丝、西红柿鸡蛋汤，还有一个素炒土豆片。拉吉端起盘子往记者碗里扒菜，“吃土豆，土豆是从家乡日喀则带来的，好吃！”
阳光从玻璃顶棚上泻下，大花猫在椅子上跳来跳去，电视里播放着拉萨本地新闻，说布达拉宫附近的一条街道晚上没有路灯，还有行人乱扔垃圾，“哎呀，拉萨人这个习惯最不好，垃圾到处扔！”拉吉的丈夫大齐米一边看一边评价。
这是6月4日的中午，拉吉和丈夫大齐米以及西藏登山队、登山学校学员从珠峰回到拉萨的第二天。拉吉的妹妹说，姐姐和姐夫上山两个月，“我们天天在家看新闻，求菩萨保佑他们平安回来！”
“家里的饭好吃啊！我反正下了山胃口就特别好，从回大本营到现在已经胖了八斤！”吃完饭，拉吉和妹妹一起去城里开通手机，进山前办了停机手续，每年春天都是这样的。
儿子扒在门框喊她，“阿妈阿妈，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个冰激凌！”
出门向左，路过一户人家，几个女人在门口低声洗碗洗菜，“那就是吉吉他们家！”拉吉低声说了一句，“仁那是我们队最帅的，技术也是最好的，谁也没想到这次回不来了，吉吉去巴基斯坦接他的骨灰回来，孩子还小呢，只有11岁……”
“路过好看的风景，就担心自己还能不能回来再看一眼”
在西藏登山队，死亡从来不是一个能够逃避得开的话题。虽然队里近二十年来一直还算平安，但是每年春天登山季节一开始，山友遇难的消息就会从各个山上传到登山队、传到拉萨城。
“我长大了要当警察，去抓坏人，我不当登山队员，因为会死人的！”拉吉8岁的小儿子已经对登山有了认识，坚决表明自己未来的志向与登山无关。“爸爸妈妈上山了，我天天看电视，等他们回来！”比他大3岁的拉姆央金姐姐这次失去了爸爸，这让他更加害怕父母远行，他大口吃饭，捧着饭碗说，“阿妈我很听话的，你看我全都吃完了！”
走到宿舍区门口的时候，拉吉碰到了登山队书记尹逊平，他正在抓紧时间整理仁那的材料，希望能为他申报下“烈士”称号，他微笑着看着拉吉，“平安回来了就好啊！每次出发就盼望着大家都能平安回来！”
他说每次队伍进山出发，大院里都是生离死别的凄凉景象，送行的家属往往背过身子擦眼泪，而即将出发的队员则心疼得不敢再看妻儿父母。“出发前队员都是要交代后事的，进山前他们不会带任何贵重的东西，存折啊什么的都会跟家里人交代一下，毕竟这个工作的危险性摆在这里了，”身为书记的他负责在队伍出发前跟队员交心，“他们一般都不愿意麻烦组织，有的时候任务实在危险，也有人会说一下孩子入学、家属工作安排什么的，怕自己不能回来不能再照顾家里了。”
登山和死亡之间的关联，对于拉吉和登山队的队友来说，是不需要思考的现实存在。每次登山，她们都会在途中看到遇难者的尸体，女队队长桂桑大姐说自己从来不忍心看，“觉得挺可怜的，自己也无能为力。我也不敢看他们，尽量绕开走。有的时候自己登山，上去的路上看到特别好的风景，自己心里就想，还能不能回来呢？这样好看的风景还能再看到吗？”
拉吉是泼辣的男人性格，她从来都不怕看，这一次跟着丈夫一起登珠峰，更是感觉底气足，胆子壮，“总有亲戚朋友什么的问我，有没有在山上看到遇难的，我说了他们也想像不出来，我就想可以的话，我给他们拍下来，回来给朋友们看看。”靠近“第二台阶”的时候，她看到了前一天遇难的俄罗斯人，“他还没有登顶呢，就把氧气吸光了，可能因为氧气用光了，心里急就发疯了，脑袋在石头上撞破了，都是血。就那样倒挂在绳子上，眉毛睫毛上都是雪……”
她掏出藏在胸口的相机，想拍下来，前面走着的老公大齐米急了，“拉吉快走，不要拍，不然我不等你了！”老公比她大11岁，对待拉吉就像对待一个孩子，“老公说不等我，我害怕了，赶紧收起相机往上走。”大齐米说只有孩子气的拉吉才会这样，“我们都是不敢看也不想看的，特别是这次我们夫妻俩一起上山，我路上特别担心我们出意外，如果两人都出了意外，那孩子怎么办？爸爸妈妈都没有了！”
他们的大女儿德央今年12岁，在上海的西藏中学读书，爸爸妈妈上珠峰后，孩子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听到老师说父母都已经平安登顶之后，她才放下心来。回来大本营之后，拉吉知道那个遇难的俄罗斯人也有两个孩子，“孩子每天都打电话来问爸爸的情况，他们队里都不敢告诉他们，爸爸已经死了。”
“每次看到遇难的，我就在心里跟菩萨说话，求菩萨！菩萨啊，你看这个人他死在这里了，他家里有老婆、有孩子的，还有爸爸妈妈，这样不行的啊！菩萨啊，求求你，不要让我也这样！要让我平安地回去！”拉吉和丈夫大齐米都虔诚信佛，家里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摆放佛像的，常年点着藏香和酥油灯，佛像和各种器具都是他们用登山奖金买的，总共花了两万多块钱，每次出发回来他们都要在佛像面前祈祷许愿。
“职业登山不是图一个什么乐趣的事情，有的只有自己的辛苦危险和家里人的担心。”
拉吉的爸爸大次仁是西藏登山队最早的一批登山队员，每次登山他都负责修路，登山队里最受尊重的就是负责修路的队员。拉吉16岁的时候被招入登山队，妈妈担心父女两个都登山，一旦遇到危险一家人生活凄苦无着，坚决要求爸爸离开登山队回到日喀则。
“爸爸登上过珠峰的，我就想像爸爸一样！”今年是拉吉第二次登顶珠峰，每一次她都带上爸爸的照片在珠峰顶上留影，“拿回去给爸爸看，他特别高兴的！”
西藏登山队的荣誉室里有拉吉爸爸和队友一起接受领导接见的照片，拉吉特地把记者拉到那里，“看，这个就是爸爸！”拉吉妹妹说，“如果爸爸不回去，现在可能都当上登山队队长了。”
拉吉的丈夫也是爸爸挑的，“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在队里找，因为这个工作太危险了，不能两个人都做这个。但是爸爸说大齐米人好，让我跟他好。”大齐米比拉吉大11岁，曾经跟拉吉的父亲大次仁一起登山，“他爱看书，从来不出去喝酒不出去玩，是登山队里最老实的一个，就嫁给他了，爸爸说得对，他是很好的男人！”
16岁进西藏登山队的时候，拉吉没有上过学，汉语一句都不会说，“都是在队里学的，现在我还说得可以是吧？”两年前开始，她跟着私人老师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出去都是跟老外打交道嘛，如果自己不能说，就只能全都依靠翻译，这样不行的，我现在可以说一些了，跟外国朋友多交流，很开心的。”
她天性乐观，喜欢户外运动，珠峰大本营地里她是最活泼的女人。老大姐桂桑说人的天性是不一样的，每次看到拉吉还有登山队的那些男人们开开心心的样子，她都有些感慨，“我反正总是高兴不起来，心里想得很多，当姑娘的时候还好，结婚成家之后担心的事情就特别多。每次出发前，又想多看几眼孩子，又难过得不敢看，盼着赶快出发算了。到了大本营又想家里，又担心任务完不成，反正心事都很重的。”
这位两次登上珠峰，中国唯一登上三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女性，说起登山没有半句豪言壮语，甚至也没有太多留恋自豪，“记者都喜欢问，登山有什么乐趣，其实要我说，职业登山不是图一个什么乐趣的事情，有的只有自己的辛苦危险和家里人的担心。”
她的丈夫是西藏登山协会的工作人员，年轻的时候非常支持她，“现在不行了，受不了这个刺激了。”1999年，42岁的她为采集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圣火攀登珠峰，丈夫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候消息，“他从早上五点一直等到傍晚，才有我的消息，差点急死了。从那之后，他就不让我再登了，说受不了这个刺激了。”
这次登珠峰，桂桑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做技术顾问，队伍出发的时候，她跟总指挥张江援开玩笑，“上到6000米，你们就管不了我了，我也要冲顶。”张江援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我们管不了你，有人能管你，现在就给你丈夫打电话！”
吉吉、拉吉两位女将登顶之后，桂桑热泪长流，落泪是因为上珠峰的路她自己亲身走过两次，“实在是太艰难了，第一次上到顶峰的时候，我一点都不高兴，因为还要下山呢，想到路那么难走，心里特别着急难过。”拉吉她们登顶的那天，天气非常恶劣，包括美国队在内的几支队伍都因为天气原因放弃了登顶，桂桑心里为她们担心，生怕她们出意外，哭得特别厉害。
“干嘛要来登山呢？回家种地也好啊！”
“登山真的太不容易了，女人就更难一些！”听到记者称赞登山的女人了不起，桂桑总是摇头，“我从来不觉得女人比男人强，可能高山适应能力上要强一点，但是体力什么的，总是不能跟男人比的。登山的时候，我们女人从来不负责修路，很多东西也都是男人在背，如果登顶的时候，身边有个男的，感觉总是踏实一点儿！”
进西藏登山队之前，她在部队工作。登山给了她无数荣誉，让她成为中国“十大女杰”、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1975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她原本是女队的第一主力，如果不是因为给队友烧水时烫伤下肢，她有可能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
当年22岁的她满心遗憾哭着离开了大本营，如今48岁的她在遍登高峰之后，却对登山再无留恋，她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自己最希望回到部队平静地生活，“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总是会说，你看你事业多成功什么的，但是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业，怎么说，让家里人太担心了，自己心里也总是不好过，总感觉压力很大的那种。”
“再也不登山了”这样的念头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就连乐天派的拉吉也曾经在寒冷彻骨的冰雪山地里发誓，“这次登上去了，就再也不来了，哪怕回家在农村里种地也不能再上山了！”
登山最怕遇到雪崩，这种灾害天气下死亡率极高，拉吉和丈夫大齐米都曾遭遇雪崩，劫后逢生。拉吉17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山攀登拉布齐康峰，成功登顶返回时雪崩把她打落到悬崖边，全靠一只手卡住岩壁，“那个时候进入登山队才一年，完全没有经验，心里怕得要死，一看下面就是深深的湖水，吓得一个劲儿喊‘阿妈阿妈，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后来幸亏经验丰富的老教练一边鼓励她坚持一边想办法拉她上来，终于得以脱险。
丈夫大齐米也曾有过类似遭遇，雪崩把他和队友一起打落在地，两人顺着雪流急速下滑，“那个时候真的什么办法也没有的，只有叫阿妈！”就在那座山上，日本登山队的头号好手就因雪崩而丧命，“我们那次也真是悬得很，雪流停下的时候，我们距离那个悬崖边只有50米，再往下滑一点，就肯定死在那里了！”
这次在巴基斯坦遇难的仁那也曾经跟队友一起在雪崩中历险。1998年他和队友一起在尼泊尔攀登洛子峰时，探险队两组队员全部遭遇雪崩袭击，睡在帐篷门口的仁那，因为嫌帐篷紧锁空气不好，没有锁上里面的拉链，雪崩时被雪流一下子打出了帐篷，待他爬起来时，眼前只有茫茫大雪，队友的帐篷全都被大雪覆盖，他穿着短裤和袜子，一边哭一边挖，手刨脚蹬，才将其他3名队友抢救出来。
“真的是太危险了，这个工作！因为登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没有选择，不能因为不喜欢或者害怕就不去完成任务。但是如果说可以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再做这个。”桂桑说直到现在她还时常不能相信，仁那真的已经离开人世，“那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去了！世界上最难的十四座山，他已经登了13座，就剩下最后一个，连山都没进，就被滚石砸死了，这个世界……”
逝者已去，生当尽欢。拉吉说自己盼望着七月份能和丈夫一起去上海看女儿，“上海什么样啊？我还没有去过呢？”桂桑只想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电视，跟老伴说话聊天。这次没有登顶的另外两个女队队员是仓木拉和普布卓嘎，她俩在2003年也曾登顶珠峰，仓木拉在第二台阶时曾三次想过放弃登顶，她说自己会用生命永远铭记那艰难一刻！普布卓嘎一说起珠峰就热泪盈眶，她说在登顶之后才明白，“不是我们征服了珠峰，而是珠峰向我展示了温柔的一面。”
站在西藏登山队门前合影，她们微笑，因为心中那个珠峰梦想都已经实现；她们落泪，因为那个叫吉吉的姐妹，如今正在经历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丈夫仁那在她登顶5天之后他乡罹难，为了完成各自任务，夫妻已经分别两个月，如今长相思却不能再相见。
仓木拉说自己的小女儿刚刚6个月，无论自己将来会在哪里，现在“平安是福！”WOMAN 登山的时候，我们女人从来不负责修路，很多东西也都是男人在背，如果登顶的时候，身边有个男的，感觉总是踏实一点儿！——桂桑。（专题撰稿 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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