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5日和2002年10月15日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一个名叫“克莱枫丹”，一个名叫“选帅”。正好两年八个月，中国足球纵穿欧洲大陆发生了两次“夺路狂奔”——只是因为有中国记者们在后面追踪报道。
足协大员们在巴黎狂奔，是中国足球一惯的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担心“新闻在场”会搅乱未来中国足球的格局？这是一场疲惫而且刺激的公路竞赛，这是一场在巴黎老城区跟踪与反跟踪的较量，这是中国足球脆弱心理素质最直白的体现。
两段同样情节的故事最后会不会有同样的命运？虽然关于克莱枫丹的故事还没有尾巴，但过程已经无比诡异。由于巴黎正在举行的“世界航空展”把这座城市挤得像只肿胀的胃，所以崔大林、谢亚龙一行六人只能栖身于郊外的一座“中国城”。入夜，这座充斥各路国内游客的“中国城”就会响起各款嗓音的中文歌卡拉OK，空气中是“唐人街”餐馆常嗅到的那种变种中国菜的味道，旁边塞纳河沉默地流过，就是当年南勇与阿里·汉签约地的同一条河。这次接待中国足球一行的是两年前同一家旅行社，甚至那辆载着足球领导们狂奔的红色旅行车，也很搞笑地与两年前在欧陆公路上狂奔的车别无二致。
15日清晨8点，为头一天胜利干了杯的人都聚在“卡尔顿”酒店大堂，“克莱枫丹计划”发起者的阿迪公司代表陶晶、林乐丰、张明一干人等待着崔大林、谢亚龙的出发，加上足协一行六人，酒店门口因此非常热闹。杨一民也从半小时车程的国青队驻地赶来这里，但他对此行“克莱枫丹”有些不感兴趣，“今天去又没有具体的细节谈判，明天我又要赶回来进行赛前准备，我没有必要去吧”，崔大林后来恩准了他，所以杨一民白跑了一趟“卡尔顿”，但他对阿迪的陶晶说：“我要在具体细节的谈判时去了才有作用，我想这次你们能不能让法国人把我们的集训改成三期，两期太少了。另外我想把女足也加进去。”
杨一民不去了，这个突然的变化给事情抹上一层务虚的色彩，因为具体国奥队的集训要求只有他才最清楚，而且阿迪公司也有点着急，因为据说法国方面也起了变化，其体育部长和雅凯有可能当天不能前来！在同一天开始的“联合会杯”显然比中国足协的来访更重要，法国足协很多要员都去了德国，包括新任足协主席也不能在这一天脱身。
关于此行，在开始的热闹和紧锣密鼓后由于这几天德国人的“反击”出现了微妙变化，巴特基辛根市长劳登巴赫说：“你们不要离开这里了，看，你们都两连胜了，证明我们能够训练好中国队”。崔大林的态度也很低调了，他先是说“我们只是去看看”，后又拒绝了中国记者们跟车采访的要求，“有什么可跟的，我们就是看看”。
不过，门口依然很热闹，大家都来送行并频频向离去的红色旅行车挥手致意。那辆车是与中国足协关系密切的国旅德国公司负责人刘宇雄提供的，与两年八个月前他提供给中国足协选帅组的车一模一样。
从乌德勒支出境经比利时安特卫普、法国里尔再到巴黎，全程四百多公里的欧洲南北高速路要开四个小时左右，按最初计划，崔大林一行抵达法国后由法国体育部长做东午餐而且进行会谈，但是出发前都没有什么变化的事情在路上出现了转折，法国体育部长拉莫尔无法在当日抽身与中国人会面，这使事情显得有些局促。
从比利时开始的路段就天降大雨，很大的雨，这使得驱车都很难看清高速路的路面，另外一个让人很不高兴的事情出现了：国内一家专业报的两名记者由于跟车太紧被崔大林发现，他对此十分恼火，所以命令司机：“把他们给我甩掉！”但这家报纸的车因为对路况也很熟，所以崔大林一行居然一时间竟甩不掉。车上的气氛突然变得很不快，“领导在车上刚交待了——谁也不能违犯纪律接收采访，而且绝不能泄露我们的下榻地点”，阿迪达斯的代表陶晶很无奈地对所有企图探听消息的记者说。而车上其他人要么不接手机，要么干脆把手机转移了，刘宇雄派来作为翻译的前巴特雷斯翻译马明坤居然只能谎称“我不在车上，我在德国”。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辆车一直尾随着崔大林的红旅行车进入巴黎市区，“谁告诉记者我们的行踪的？”连华侨司机也被怀疑“通敌”，“在市区里绕圈子，把那车给我甩开”，这道命令在两年八个月前也下达过，而且也是在巴黎市区发生。这个场面很好玩，巴黎老城区正因为这几天的“世界航空展”而大堵车，两辆中国人的车在车河里比较武功很是惊险，前面的红车就是绕来绕去不直接去下榻的酒店，而后面的车也不见真章绝不罢休，据说两车在市区里绕了有近两个小时才决出胜负——华侨司机棋高一着，甩开了对手。
崔大林对此行下榻地点极端保密，并严令阿迪不准向外界透露任何一句话，为的是不让媒体对此事进行大量报道以引起德国方面的不快，因为下一步中德还要就很多事进行谈判，而且中国方面也不想给法国人一种“上赶着”的感觉。
关于那辆被甩掉的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无奈下只有前往克莱枫丹等待次日机会；另一种是他们也摸索到“粤海大酒店”，但苦于中国足协的人无一下楼才悻然离去。
“这是纪律，谁也不能向外界透露”，领导再次交待，这使得阿迪公司的陶晶只能不断对记者们说“我没办法，没办法”，连司机也不敢和记者们多说一句：“他们看见了可不好啊。”一件其实没有一点秘密可言的事情，就这样在第一天就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了。
崔大林一行下榻的酒店是在巴黎远郊一个镇上的“中国城”里，这是当地华人集资修建的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住宿、餐饮场所，很像港片里的场景，而“粤海大酒店”是其中一个部门，崔大林一行六人开了六间房间入住后一直都没有下楼，但晚上当本报记者赶到时他们却外出吃宵夜去了，按照原来的计划，在当天无法见到法国体育部长时，他们一行六人将在城区里自由活动，观光或购物。
崔大林一行六人直到当地时间次日凌晨1时30分才从外边回来，当他们看到中国记者也在这家酒店大堂非常吃惊，谢亚龙第一句话像是条件反射：“你们怎么也来了？这个地方都能找到？”事实上来到巴黎采访“克莱枫丹计划”的中国记者们多少有些无奈才找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在正逢“航空展”巴黎城区里酒店已经爆满，有人已经问及六十多家酒店都没能订上房间——眼看有可能露宿街头，才有好心人透露出远郊的这个中国城可能有少量房间，重要的是这可以使关心中国国奥未来前景的中国记者们找到“组织”，而不至于在一千二百多万人口的巴黎为一个“克莱枫丹”瞎转。
卢婷拎着上街购物的一些手袋回来了，陶晶也回来了，翻译马明坤也回来了，但看见有中国记者在大堂他们都很紧张，似乎都在解释“不是我告诉他们地点的”。而与记者们碰上面的崔大林倒是很潇洒，“你们还不睡啊？”他的本意并不想中国记者来采访“克莱枫丹”计划，于是他说：“我们办我们的事，关你们新闻记者、媒体什么关系？你们回去吧。我们不是来谈判的，我们只是来看一看别人的基地到底怎么样，你们也真不怕累，这么晚了也不睡觉，不如待在荷兰多舒服啊，真的也不怕累。”一边的谢亚龙则配合：“对，我们不是来谈判的，你们想，我下面的人都没有来谈细节，怎么可能就由我们来谈最终合同呢？”
崔大林、谢亚龙两人的主题是：请中国记者们赶紧回去荷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崔大林直接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这次不会签合同，就是来看看别人的设施，不要给中国足球添乱，我们还没有开始和法国人谈，消息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出来了，这让德国市长怎么想，这不是给别人压力吗？我明天就回荷兰去，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看比赛而不是你们所说的谈判，明天下午我们就回荷兰了。”然后他们两人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旁边有人悄悄问记者们：“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这群人明显不喜欢中国记者关注“克莱枫丹计划”的走向，不时有消息传来：法国体育部部长有可能无法和中国人见面。这样一个高开低走的“克莱枫丹会谈”，当然有些让人沮丧。
崔大林一行与法国方面的会谈定于16日上午11时举行，出发前他们集体去吃了早餐，为了避嫌没有人多说一句话，有人悄声说：“领导都怀疑我了，怀疑我给新闻界通风报信，我昨天都被批评了。”很紧张，“但这件事是一件很主流很正面的合作，中间也没有涉及到太大的商业秘密，即使你们不愿意说情况，也没有必要把行踪弄得和地下工作一样！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还要向新闻界提供出行时间和下榻酒店的基本情况呢！”一名记者有些不忿。
谢亚龙为了不让中国记者去克莱枫丹采访，专门对记者说：“你们明天不要去了，去了也进不去，那可是克莱枫丹，要进去必须提前三个月就写申请的，我不骗你们，别去了！”但上午11时过，中国记者们驱车前往足球圣地克莱枫丹直接就进入了那道漂亮的大门——因为，法国人根本没有安排保安，走在克莱枫丹的森林小径上，遇上基地的法国人，他们会一脸快乐地对你打招呼：“你好”，而且有工作人员甚至耐心地给你介绍基地情况。
法国足球原来是这样被人民喜欢的！
克莱枫丹，在中国人的狂奔下成了克莱“疯”丹，法国足协主席和官员们看着中国记者给他们拍照也很自然，倒是中国足协外事部副主任卢婷伸出手来阻挡：“哎，差不多就行了啊！”
这个克莱“疯”丹末路狂奔的故事尾声是：崔大林与法方见面后，下午并没有回荷兰，他按照从未变过的计划前往德国纽伦堡了——与阿迪达斯总部的人见面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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