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领导“御驾亲征”荷兰，深层次的原因是要争中青队的控制权。控制中青，就意味着能踏实地服务于2008年奥运会的目标。而否定中德合作，并推出中法合作，则意味着他们准备从前任手里夺回对整个2008奥运目标实现的控制权。对有任期限制的足协领导而言，任内成绩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短期目标不可能不压倒所谓的长远发展。
中青主帅克劳琛赛前即饱受了同侪的背后N枪，即使在连胜之余也不能幸免，对此，国内球迷和媒体对克劳琛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并对始作佣者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分析和严厉的抨击。然而，笔者却认为，仅从个人的层面入手并不充分，一场持续数月的闹剧，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制度支撑，也应该有更深的图谋和动机。
（一）
对洋帅的怀疑和限制并不始于今日。按理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本是人事管理的最佳法则，在专业分化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是，回顾聘请洋帅十多年来的历史，对洋帅的疑心从来未曾消减。尽管对洋帅的质疑往往是从业务的角度提出，但众所周知的是，恰恰是业务水平的落后，才有聘请洋帅的必要，那么，在说得出口的业务理由背后，一定有说不出口的真正动因，笔者以为，这一动机就是足协始终试图掌握球队的控制权，以便为自己的任期业绩服务。对于任何职业化的足球教练尤其是洋帅来说，国家队既是一国足球水平的最高体现，更要为一国足球的长远发展服务，其运行之最高逻辑不外已经为实践所证明的那一套足球规律，而对于有任期制限制的足协领导而言，任内的成绩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短期目标不可能不压倒所谓的长远发展，而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就必须掌握球队的控制权。如果国家队教练是土帅，可以使用组织管理来加以保证，而聘请洋帅之后，就有必要创造新的制度，来对洋帅加以管理和限制，甚至，一旦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时，也要有能力毫不犹豫地抛弃洋帅。这些年来，举凡中方教练组的设立、领队职权的扩大和“御驾亲征”的盛行等等，都是围绕这一动机而量身定做的制度。
（二）
如果认同上述分析，那么，此届中青领队和中方教练组的表现，就并非出于个人心理之膨胀，而是其职能之当然，中青领队和中方教练组不过是恪尽职守，尽到了帮助领导管制洋帅的责任而已。如果说此次闹剧尚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也不过是顺应了信息时代的特点，在“密折专奏”的小报告之外，增加了向媒体报料的新套路而已。领队一职，在中国体育界由来已久，其职能范围如何，却少见有人深入探讨，在笔者理解，并从传统文化观之，惟有监军一职与之相仿佛。在历史上，监军一职主要由君主的亲近来担任，或为兄弟，或为子侄，到了明代更主要由内臣担任，其主要职能并非为主帅提供帮助，而是为君主提供“遥制”的渠道，以防主帅生变，更有甚者，在主帅有变心可能时，监军尚有便宜从事夺其权柄的大权。为洋帅而配置的领队一职，在笔者看来也就是监军的现代版，所以我们才少见其低首服务于主帅，多见其口沫横飞的非议，在行政管理如此严格的中国足协内部，大战之时，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暗箭从前方射出，没有足协领导的授意或者至少是纵容，是不可能的。
进而，我们也就能理解杨副主席的出场了。
在中国历史上，御驾亲征最多的朝代也正是监军制最盛行的朝代，甚至在闹出了皇帝被擒的土木堡之变后，明代皇帝依旧对此乐此不疲。而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监军制和御驾亲征背后的共同动机使然，有了疑心的存在，才有监军制，而当监军不能胜任时，御驾亲征就成为了必然，其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夺回控制权。
许多评论人士将连战连胜后足协领导和领队的默契配合和协调表演，归结于争功的心理，在我看来是不得要领的，杨副主席尚不至于如此之幼稚，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监军”也罢，“亲征”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统一的业绩目标，那就是保证对2008奥运队的绝对领导，以保障2008奥运出成绩这一压倒性业绩目标的实现。
（三）
只是，此次闹剧前后持续数月，影响之大，很难设想仅仅是为了夺回对球队本身的控制权，而不由得不让人怀疑背后尚有更大的图谋。
恰在此时，传说中的克莱枫丹计划开始浮出水面，这不让人不联想到，否定克劳琛以夺回对球队的控制权，其实是为了否定留德计划而夺回对整个2008奥运目标实现的控制权，是为了保证业绩目标实现的功劳落实到现任的领导身上，毕竟，留德计划出自前任之手。可见，这次闹剧其实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足协此前推出的一整套限制洋帅的制度举措，这一次闹剧不可能如此顺畅地得到贯彻，并蔓延如此之久，而如果没有当下急切的图谋，表演也不能如此夸张荒诞。我们不得不问，什么时候，中国足球才能告别领导业绩的束缚，回归真正的体育？（莫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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