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上午,中国青年足球队离开乌德勒支,坐上赛会提供的大巴,前往世青赛的下一站蒂尔堡。气氛不像十多天前他们刚刚到达时那么紧张,看上去,胜利正在改变一切,平日里有些孤独的艾卡特·克劳琛,这个传说中冥顽不化的德国老头,和他的中方同事们,也有点说笑的意思了。
去蒂尔堡的车程是一个小时,但所有人都想在几天后回到光荣的乌德勒支:如果中国队能在蒂尔堡击败德国队和之后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手,他们就会带着中国足球史上划时代的荣誉重返这座位于荷兰心脏地带的古城。现在,官员们、教练们和孩子们都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贵为大学城的乌德勒支,假以时日,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以“我的大学”之类的方式来描述记忆中的风水宝地乌德勒支。
至于“我的大学”将是怎么个样子,有多么凌厉的风头,有多么宏伟的流言,有多么激烈的争斗。有多么暧昧的纠缠。即使心思最重者,也来不及细细琢磨,或者,不敢细细琢磨。
大海在上,大路在下。车行蒂尔堡,蒂尔堡不是乌德勒支,蒂尔堡不容出错,蒂尔堡更需要运气。
2005年4月17日,中青队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辗转抵达巴特基辛根,舟车劳顿的球员们受用了官方组织的欢迎仪式。
从这一天起,这个法兰克福东北方向的小城,将不仅拥有温泉、音乐和茜茜公主的美丽传说,还将拥有中国足球——虽然两个多月前,就已经有一支被称为“08之星”的中国青年球队驻训于此,但巴特基辛根当局并不认为那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150万欧元的球队,劳顿巴赫市长要的是一支能打奥运会、能把他的城市推荐给中国游客的球队。现在,这支球队来了,中国记者也来了。
中国足球两任大管家,阎世铎下台前来过,谢亚龙上任后来过,只不过,前者来,有点抓最后一要救命稻草的意思,后者来,则更像是挑刺,坐在劳顿巴赫的灰色奥迪车里,谢亚龙说过一句颇有份量的话:“这里有的,我们都有,有的还更好。”
伴随着中国青年队备战进程,巴特基辛根以一个很不美好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体育媒体阅读者面前:中青队吃得不好,总是吃西餐;小城没有足球氛围,没有齐备的设施;安排不了高水平比赛,安排了比赛又组织得很混乱;……
接着,我们听到了“克莱枫丹计划”。
所有的是非,所有的功过,所有的恩怨,都在巴特基辛根生根发芽。 克劳琛64岁了。在部分中国记者的笔下,克劳琛非但不像是一个职业足球教练,反倒有老年痴呆之嫌。但克劳琛有一辆漂亮的法拉利跑车,狂爱深夜飙车,“德国的最大好处之一是,它的高速公路一般都不限速,而且没有讨厌的收费站,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幸福。”他说。
喜欢飙车的人当然不可能犯老年痴呆,但可能非常孤独。以一次成功的变阵痛击乌克兰之后,克劳琛实际上已经把此前积聚在肩头的压力甩到自己的对立面,但即使到场督战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和中国足协掌门人谢亚龙上前道贺,即使中国记者夹道为他鼓掌,仍然没有几个同事和球员愿意上前给这位老人一个拥抱,而在小组最后一战,看到现场中国球迷呼吁他继续执教中青队,老头更显得得萧瑟落寞。
克劳琛现在在高处,有些高处不胜寒。早在低谷,他已知道中国媒体对他的攻击和队内中方人员对他的不满——自英国人霍顿涉水中国足球以来,中国体育媒体对国字号外教就并存着“保皇党”和“造反派”,你死我活,相依为命,外教总是能从“保皇党”那里了解到“造反派”的一举一动,克劳琛也不例外。
“造反派”对克劳琛最意味深长的攻击是这样的:
(中乌之战)下半场开球前,一个令克劳琛尴尬的镜头出现了——一直不被德国老头认可的刘宇走进了赛场,体育场广播也宣布刘宇替换郑涛。可是郑涛也同样走进了场地,直到被其他球员叫出来,才悻悻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中场休息时,整个休息室一片嘈杂,中方教练组成员拖着球员们布置战术,而克劳琛大声喊叫的“调整三条线的距离”的话被淹没在了中国话中。郑涛赛后也说他完全没有听到谁让他下场,谁在布置换人。倒是刘宇得意地说:“上半场我就接到了准备替补上场的指示了!”跟上场比赛最后时刻连还有几个换人名额都记不清一样,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尴尬场景是克劳琛紧张之余的又一次“乌龙”。
但爱好指出克劳琛记性问题的中青队领队冯剑明也说过,某次早餐后,老头儿清楚地记得一名球员吃了八根香肠,摄入淀粉过量。
对于批评和质疑,克劳琛声称,让成绩说话。接连战胜土耳其、乌克兰、巴拿马,克劳琛指挥中青队创造了中国足球奇迹,但他依然不知道,他还能在这支球队呆上多久。
克劳琛有一个刚刚30岁的年轻女友,但他对职业足球教练的婚姻持反对态度,“容易离婚,看看贝肯鲍尔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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