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晚上八点左右，记者来到“兴奋剂事件”当事人之一刘少军的家。
当记者在门外询问刘教练是否在家时，一位男子隔着铁门警觉地问道：“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记者表明身份后，他承认了自己就是刘少军。隔着铁门，记者问他：“最近你情况怎样？”他说：“就这样，还好。”记者与他交谈几句以后，他说：“这样隔着门讲话，对人不太尊重。你们还是进来吧。”
打开门，几天来我们终于第一次走进了刘少军的家。他个子不高，穿件蓝色Ｔ恤，灰色短裤，脸色很平静。
“你最近在做些什么？”
“我这半年待在家里，看组织是否会有进一步处罚。没有找新的工作。”
“你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怎么看？”
“我承认自己错了，接受组织的处理。”
“能谈谈这件事的经过吗？”
“我该说的都已经跟组织交代了。”
“这件事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应该承担我那部分责任。这件事不好说谁该负主要责任，谁该负次要责任。”
“运动员有没有责任，他们是无辜的吗？”
“他们当然是无辜的，都还是十几岁的小孩。”（他言语哽咽，眼眶湿润了。）
“她们的去向如何？”
“我已经半年没有上班了，不清楚她们现在怎样。”
“你不担心她们吗？”
“……相信组织会安排好她们的。”
“24号中央台播出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你那时有什么反应？”
“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长时间了，我已经很平静了。我在网上看到过这则新闻。”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前半生的举重生涯就此结束了，以后的生活也跟举重无关了。我不想再回忆以前的事了。”（他无奈地挥挥手，语气沉重，有些无力。）
采访结束时，他诚恳地表示：“出了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那些孩子，对不起关心我们这项事业的所有人。”本报记者 李琦见习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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