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几天，足球圈里最轰动的就是专业体育报《足球》与国力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王珀之间的官司。在被记者披露了众多欠账赌球之类的黑幕之后，王珀开始与媒体对簿公堂。谁说了谁没说，说了的哪些基本属实，哪一个细节没有根据，大家围绕着一系列鸡零狗碎的事情开始吵架。于是，一件轰动的打假揭黑、关系到足球圈“国计民生”的大事转变为一家媒体与一个当事人之间无聊的口水官司。
“中国足球哪家俱乐部不打假球”、“把我逼急了要来一场中国足球的9·11”、“我厌恶中国足球”……王珀在放炮的时候口无遮拦；殷传生“揭黑”时说起话来同样极具震慑力。
这些耸人听闻的话，听上去都是证据，但似乎都成为不了证据。
6月21日，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王珀诉《足球》报名誉侵权一案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王珀认为《足球》报在今年3月至4月间刊发的6篇报道侵害了他的名誉，遂起诉《足球》报，要求被告消除不良影响、赔礼道歉，并赔付其精神损害、经济损失等100万元。
6月27日，《足球》报以4个版面的容量发表了对此案的答辩、律师调查及业内专家的评论，以此指出《足球》报的报道是通过对国内足球圈不良风气的揭露和批评，来促进足球俱乐部良性运作和提高参与者的职业道德。
2004年至2005年，中国足坛声讨“假、黑、赌”丑恶现象的事件层出不穷，中国足球圈内“假球、黑哨、赌球”泛滥的状况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在一次次虎头蛇尾的“揭黑”事件和“口水”战之后，在公众对司法介入足坛的大声呼唤中，司法却始终游离于中国足坛之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没有司法机构对“假球、黑哨、赌球”的事实认定，新闻媒体就极易受到“损害名誉”的指控。
积重难返的中国足坛，为什么就成了司法介入的盲区呢？
记者今天就此采访了目前国内惟一研究与体育相关的法律的专门机构———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笑世，他首先告诉记者：“体育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没有专业人员的辅助，司法介入就不可能实现。”
张笑世说，因为专业性强，司法机关在足球领域搜集相关证据时困难重重。事实上，也正因为此，司法机关一直都不愿主动涉足足球领域。
最近几年，已经发生了多起检举黑哨、假球的举报人被公安机关告知“因举报的证据不足不予受理”的事情。张笑世说，对于技术性很强的举报证据，比如怎样判定裁判执法不公，怎样判定队员是在消极比赛，司法机关并没有判断力。在德国、意大利等体育事业发达、体育法律健全的国家，为了使司法公权力与行业内专业判断有效结合起来，司法介入足坛都是由司法机关与专业组织协作来完成的，如成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或者是体育法庭。
“如果有体育仲裁机构，那么在处理案件时，司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必去承担自己并不擅长的搜集行业内证据的责任，因为仲裁机构内有足协等体育组织的代表，有运动员代表，还包括专业记者，他们可以对证据的认定作出有效判断。司法机关只需要依法对证据、事实作出是不是违法、是不是犯罪的判定。”张笑世说。
但中国目前尚没有体育仲裁机构，目前做体育仲裁性质工作的机构是附属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的，比如在丑闻高发的中国足坛，是由足协纪律委员会和诉讼委员会来负责解决足坛内纠纷，并对违纪违法事件进行调查和作出判罚的。
张笑世指出，在中国足球圈，足协对违法违纪现象的行业内处罚已不足以对制造这些现象的当事人形成威慑，因为罚款、禁赛等处罚手段比起当事人因违法违纪行为而获取的利益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张笑世强调，中国足球圈确实到了需要司法的强制手段来控制事态发展的地步。
但多年以来，司法机关的公权力与足协的专业判断力却“井水不犯河水”，毫无合作的意图。张笑世认为，中国的体育主管部门一直要求体育的事情在体育内部解决的心态是导致司法介入困难的主因。
依照国际通行做法，体育仲裁机构应该是一个独立机构，它可以在体育系统内，不过它的裁决应是自主的、不受外界影响的。但由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构成的足协纪律委员会、诉讼委员会却很难保证其判断力不受足协影响。集管理、监督、审判等大权于一身的足协事实上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张笑世认为，这正是司法介入很难得到足协协助的原因所在。
体育仲裁的概念早在10年前，当中国《体育法》颁布之时，就被明确提出。该法还指出，中国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包括张笑世在内的很多体育法领域的专家均认为，体育仲裁作为有效联结司法公权力与体育行业内专业知识判断力的手段，可能是促成司法介入中国足坛的惟一方式。然而，中国《体育法》颁布10年了，中国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依然未见踪影。
本报北京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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