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申奥最后阶段最容易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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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盛会，当然少不了魏纪中。他跟国际奥委会有近50年渊源，更是北京两次申奥的见证人。在随中国女排转战宁波、澳门期间（他是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他接到国际奥委会通知，邀请他作为国际排联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他在7月4日从澳门飞赴狮城，然后直接回到香港继续督战女排大奖赛。7月2日，魏纪中在女排比赛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位申奥老臣从独特的视角回忆起了那两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劲体育》：2001年莫斯科投票前，有件有趣的事情，中央电视台要请一位申奥代表团专家为投票当天的现场直播做解说。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很多人都不敢确认咱们能否胜出，最后只有您站出来了。

　　魏纪中：到了那个节骨眼儿上，大家都很紧张。但我很有信心，中国赢定了！所以我敢去解说。在陈述报告后，委员们问了中国代表团13个问题，别的申办城市只有两三个，国内打电话到前方，问我们怎么回事，有些人把这看成不好的预兆，其实，问题越多说明委员们对北京越关注、越希望了解北京。我当时就反应过来，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委员都看出北京有大胜的希望了，这些委员提问，其实正说明了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的期望。我心里有底，也是因为分析了提问委员的身份，90％都是会投中国票的委员。从他们问问题的角度也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帮助你，是关心中国如何办好奥运会。别的城市为什么只有两三个问题？人家根本不投你的票，还问什么？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您第二次出山了，但身份主要是顾问，同第一次申奥担当主将相比，做幕后工作有没有感到没有发挥出您最大的能量？

　　恰恰相反。我觉得第二次申奥我的工作效率很高。这次我没有参加游说的工作，而主要从侧面收集信息，这比正面获得的信息往往还要准确。我在国际体育界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在跟他们的沟通中往往能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事实证明的我判定是正确的。

　　您是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主将，很遗憾失败了，当时国内认为北京胜出的可能性很大，您个人呢？是不是也觉得北京失利很意外？

　　我对北京第一次申办从来就没有乐观过。那个时候我作为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处在斗争的中心，我就是靶子，各个方面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和言论都直接扑过来，我在申办过程中就感觉到整个气氛不对，很多人是不会给中国投票的。其实，中国那次从得票来讲，已经是超过我的想象了，最后跟悉尼只差了2票，我原先估计还得不了这么多。我们的对手有抱团儿的，但投票的时候，对方阵营出现了分歧，最后选票分散了，中国还多分得了不少票。

　　之所以国内舆论乐观，他们是没有接触到真相。我当年是直接跟委员对话的，不只是参加宴会，在宴会这样的场合，你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一起吃饭的时候，看你中国人对奥运会如此期待，人家干吗要泼你的凉水？所以说尽是好话，说北京很有实力呀，在北京举办意义很重大呀，我们的领导人在大部分场合也是听到正面的反馈。而我必须回答委员们和记者们那些尖锐问题，他们的态度让我对中国的申办希望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事后看，我们第一次申奥把自己估计过高了，而第二次开始的时候又把自己估计低了，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第二轮就能胜出。

　　您马上就要到新加坡参加IOC的全会，申奥过程中这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最激动人心。您作为两朝元老，如何看待申奥的最后冲刺？

　　我总结出了几个观点。首先，最后阶段最容易犯错误，而错误往往是致命的。你说话，行动不慎，在这个敏感时期会被放大和利用，这种错误，或者被人误解是没有改正的时间的。外界以为这段时间是拉选票的关键，其实根本没有用。70％以上的委员到莫斯科，或者这次去新加坡之前，该投谁的票，主意早拿好了。你很难在大堂里聊个天，或者宴会时寒暄几句就改变对方的选择。但是错误不一样，一旦犯了，可能就会葬送领先的局面。另外，所谓公关工作，大部分是无效的，真正有影响的公关是委员和委员之间的，毕竟他们之间的身份，还有交情是外界不能比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也频频出击，到处跟国外的委员和重要人物接触，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拉选票，毕竟你很难几天之内改变人家的看法，而是出于礼节，保持和增进友好的关系，别让人家说我们势利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