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古稀的魏纪中是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重要人物,回忆起1993年和2001年的申办往事,他依旧激动不已。
1993年的夏天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苦之旅。魏纪中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负责主持、参与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申办奥运会非常不利,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直接出面公开反对中国主办奥运会。但是在中国,从老百姓到领导人,对成功申办抱有很大的信心。
魏纪中却很明白,北京要想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希望非常渺茫。作为申办代表团的主将,他没有把这样的情绪写在脸上,花甲之年的他用惊人的效率不断跟各国的奥委会委员对话交流,为北京争取最后的机会。
2票之差负于悉尼,举国皆泪。魏纪中早就预测到这个结果,但心情无法平静。他的奥运情结也并没有因此消失,1999年4月7日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也再次点燃了魏纪中的申奥热情。不过这一次,他从台前走到了幕后。
年过六旬的魏纪中和另一位申奥的资深人楼大鹏承担申办报告几十万字英、法文字稿的工作。何振梁给了老战友高度的评价,“魏纪中主动挑重担,从不叫累。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鼓舞!”的确,作为体育外交家,魏纪中过人的精力和高涨的热情让普通人叹为观止。他的秘书曾经说,魏老一年有200天在国外,90天在飞机上!
北京二度出击申奥伟业,有了上次的伤痛,很多人都变得谨慎了。对形势有精确把握的魏纪中这次却充满了信心。不像上一次,他在台前,斡旋奥委会委员是他的分内工作,2001年7月的莫斯科,魏纪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外围,甚至像记者一样当起了“狗仔队”。
酒店大堂被称为足球记者蹲守新闻的“第二战场”,魏纪中和他的战友们也看到了第二战场的作用。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都下榻在莫斯科的世贸中心,魏纪中和吕圣荣、楼大鹏、张清等人就经常到饭店大堂,“占领”了这里最显眼的一角,以便随时同过往的委员交谈,这个角落被人们戏称为“中国角”。上次申办时,吕、楼、魏、张等人虽然也是国际体育界的活跃人士,但还没有成为重量级的人物,这次他们已是十分受人尊重、具有影响的国际体育活动家,“人脉”很广,成为申奥委员会中特别是对外交往中的中坚力量。
正是这些外围的信息,让魏纪中成了中国申奥代表团中对胜利信心最足的一个人。他公开评论中国将在第二轮投票胜出。后来有人问他,“魏老,当萨翁走向宣布台时,您是否已经感觉到了一定是‘北京’了?” 魏纪中哈哈一笑,“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甚至在投票以前,我也感觉到肯定是北京了!”
申奥成功后,举国欢腾。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惊喜,但对于魏纪中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水到渠成。他甚至还在总结1993年失利的原因。7月13日投票以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和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进行交谈,想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因为已经投完票了,可以和他们自由交换意见了。 委员们普遍反映,2000年奥运会,当时北京以两票之差没有拿到,并不说明很多委员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而是觉得那个时候北京办奥运会的条件和澳大利亚比起来,还有所欠缺。这次奥运会,根据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就认为北京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和巴黎、多伦多不相上下了。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应该是给北京的时刻了。
魏纪中把选择北京的委员分成四个类型,一类委员认为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对于普及奥林匹克运动有着重大意义。第二类委员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并没有投北京的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北京条件还不够,希望北京进一步发展,而评估报告中将北京和发达国家的巴黎和多伦多列为有能力在2008年举办一届出色奥运会的城市行列。这无疑让这类委员更加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还有一类委员在选择城市时,看重的是奥运会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给哪个城市及其所在国家有更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法国的巴黎、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日本的大阪并不是非常需要奥运会,而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则能从举办一届奥运会中大大受益。最后一类委员认为巴黎、北京和多伦多都属于不错的城市,但是北京在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作的最后陈述效果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城市相比,北京拥有最可靠的政府支持,在财政上政府给予的保障最坚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让他们相信,北京不会变更他们对举办一届出色奥运会的承诺。
申奥成功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是用再多的金钱都换不来的。申奥功臣魏纪中拿到的唯一一份物质奖励是一块纪念铜盘。而为他订做的礼服,魏纪中也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
2001年7月13日深夜天安门的狂欢是魏纪中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镜头,也是这位古稀老人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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