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女举 出击
从知情人士揭示的细节看，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效率是惊人的，并且，各单项协会也支持打击涉药者。但是，最终《通报》却在近半年之后才公示，并且保留了许多东西，这些可能永远是谜。
记者费劲周折，在奥体中心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十运会兴奋剂检查部部长杜利军。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不认为反兴奋剂工作是“永无止境的斗争”。他还警告那些存有侥幸心理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只要你服用奥委会规定的禁用物质，我们肯定就能查出来，我们的检测水平摆在这里，有人想逃避药检是根本不可能的。
药物出成绩
2003年11月21日，尚世春在世锦赛女子75公斤级比赛中打破3项世界纪录，夺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她后来被国际举联禁赛2年。
训练出成绩
2004年8月16日，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62公斤级比赛，中国选手石智勇夺冠后空翻庆祝夺冠。
单项协会自出经费进行“计划外”检查
《新京报》：这次湖北女举没有夺牌实力，为什么还要执意规避药检？
杜利军：这便是反兴奋剂工作在“全运会年”所面临的特殊现象。与奥运会时的为国争光不同，参加全运会的地方队并不都以创造好成绩为目标，有些队伍会将进入决赛圈的人数作为指标，并以此来考量荣誉和经济利益。
《新京报》：这增加了检查工作的难度？
杜利军：的确带来了不少困难，毕竟决赛时共有1万多名运动员参赛，而你只能抽查到其中的20％。不过我们也有应对之策，那就是赛外药检和比赛检查相结合，目前我们有200多名检查官所组成的队伍，从预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一些运动项目进行“飞行药检”。可以说，这些检查每天都在进行。
《新京报》：飞行药检会对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侧重吗？
杜利军：这个我们主要是依照总局的相关指示，由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自行制定计划。其中田径、游泳、举重、水上这些周期性、对体能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危项目”，会相应地加大检查力度。检查完全是在不受干扰的独立状态下进行，如果查出了阳性结果，我们会通知其单项协会，由他们参照奥委会、体育总局的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新京报》：各单项协会是否服气？他们会配合工作吗？
杜利军：目前看来还从未受到过干扰。相反，我感觉单项协会的领导都很重视反禁药工作，甚至田径、重竞技这些协会会主动提出要求，“多去查，多查出几个”。当然，这些都属于“计划外”的检查，是由各单项协会自身负责经费支出的。
《新京报》：为什么他们会主动申请检查？
杜利军：我认为这与十运会的特殊意义有关。这届全运会是选拔08奥运选手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如果一些好成绩是通过服用兴奋剂取得，那么这便会与实际水平有偏差，便会产生泡沫。相应地，这也会影响到各单项协会对国家队队员的选拔，甚至定出不切合实际的奥运夺金目标。这无疑会对公众、对总局决策、对单项协会都会有所误导。
庞德将率代表团亲临十运会赛场
《新京报》：总局似乎也很重视十运会的兴奋剂检查工作？
杜利军：那是当然，刘鹏局长便曾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杜啊，你可得好好把关啊！”并在经费投入上从去年的500万增加到今年的800万元。毕竟全运会是兴奋剂的“高发年”，我们必须按照总局指示，加大检查力度。
《新京报》：有消息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主席庞德也将亲临十运会现场？
杜利军：是的，WADA此次会派出一个5至6人的代表团，由庞德亲自挂帅。他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观摩全运会，二是实地了解一下我们的兴奋剂检查工作，毕竟我们要承担2008年奥运会的检查工作。为了着眼2008年奥运会，我们耗资6000万元建造的反兴奋剂新大楼，便将于明年在奥体中心拔地而起。
《新京报》：此前WADA对我们的工作评价怎样？
杜利军：自从1989年成立以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便通过了国际奥委会的年度考核，并获得了A级实验室的认可。而在WADA2003年成立之后，这样的考核便由他们接受，并且由1年1次变为了1季度1次。这样的考核对检测精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原来国际奥委会要求我们在一周之内，从3个游泳池的水中检测出1勺糖的成分和含量，而目前WADA已将检测难度加大为一勺糖兑6个游泳池的水。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能够保证次次一次性通过。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是“长期的斗争”，不是“永恒的斗争”
《新京报》：感觉我们在国际赛场收到的成果好像还不错？
杜利军：历史上我们的反兴奋剂工作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问题：一是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另一便是4年后的澳大利亚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这两起事件的恶劣影响相当显著，当时的国家体委也因此加大了惩治兴奋剂的决心。从悉尼奥运会开始，我国选手在重大国际比赛中便再无被查出的记录。
《新京报》：但全运会的形势似乎不容乐观？
杜利军：全运会存在着很多的变数、不少队员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有时连本队教练也无法掌握他们的具体行踪。不过在这里我想警告那些存有侥幸心理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我可以负责任地表示：只要你服用奥委会规定的禁用物质，我们肯定就能查出来。我们的检测水平摆在这里，有人想逃避药检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京报》：不过有人说禁药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杜利军：我不同意所谓的“永恒论”，如果禁药永远存在下去，那运动员就只能靠吃药去取得成绩，老百姓自然不会去关注这样的比赛，竞技体育本身也会逐步消亡。也许最近几十年禁药与反禁药的斗争还很尖锐，但我个人相信这并不是终极的过程。也许用“长期的斗争”比“永恒的斗争”更为贴切一些。
■官方·再出拳
反兴奋剂工作会议明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朱明）记者日前从国家体育总局获悉，全国体育科技暨反兴奋剂工作会议将于7月12日在合肥召开。此次会议由体育总局科教司组织，各单项中心以及各省市体育局的有关领导均将出席。
此次会议将加强落实国务院去年颁布的《反兴奋剂条例》，并将对十运会的反兴奋剂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据悉，十运会兴奋剂检查数量将比九运会提高20％，并将首次增加对生长激素的检测。
■第二声音
害群之马不是重竞技主流
在一番缜密的取证研究、以及对举报人的调查核实后，今年6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作出了《关于湖北省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违禁药物和在兴奋剂检查中集体作弊事件的通报》。
这也是两年以来，国内举重界发生的第4起兴奋剂违规事件。由于此后一周内又发生了十运会预赛摔跤裁判受贿，重竞技中心马文广也因此在总局工作会议上被局长刘鹏“点名”。
不过，当记者在重竞技中心采访时，也有工作人员抱怨说：“对于服用禁药等违规事件，我们中心的惩处态度向来毫不含糊。只不过，一些地方队的教练员、运动员经常成为害群之马，若将他们等同于举重等重竞技项目的主流，绝对是不公平的。”
■揭黑故事
举报电话和数码相机
010-87182332，这是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举报电话。今年1月底的一天，有人正是通过这个号码，反映了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在训练中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的情况。反兴奋剂委员会领导对这一情况高度重视，并责令下属的兴奋剂检测中心迅速查清此事。
1月31日下午2时50分，检测中心的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启程奔赴武汉。按照相关保密规定，当时这两人还并不知晓此行的目的为何。“为了保证检查工作能够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检查人员不会事先得知检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两名检查人员的人数设置，也是出于相互监督的考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体育总局官员对记者说。
经过1个半小时的飞行后，两名工作人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刚下飞机，两人随即得到了此前寄给当地兴奋剂检查处的信封，里面清楚地显示了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队员的姓名。两名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打车赶赴湖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训练基地，并在到达之后通知该基地领导：信封中显示的6名队员，必须在1个小时内赶来接受检查。
不到60分钟，6名接受检查的队员悉数到齐。在收缴了各自的身份证件后，兴奋剂检查人员立即展开了尿检取档工作。由于这6名运动员的态度十分配合，所以在当天傍晚时分，取样工作已全部完成———然而，正当6人准备返回驻地时，检查人员突然拿出了数码相机，要求对她们拍照———6名运动员顿时慌了神，湖北女举规避药检的真相大白。
根据现场照片与既有资料的对照，检查人员发现：接受尿检的6名运动员均系冒名顶替！检查人员第一时间将情况向反兴奋剂委员会做了汇报，反兴奋剂委员会随即向国家体育总局和重竞技管理中心反映。总局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派出了专门调查组赴湖北进行调查。
一位官员坦言，在此次对湖北女举违规事件的查处中，相关人员的举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写/本报记者 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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