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健身业开始“自残” 减价导致服务质量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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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慈鑫 上海、广州等地高档健身场馆以互相压价为主要手段的恶性竞争已经让国家体育总局感到不安，在本月初召开的2005北京国际健身大会高层论坛上，分管全民健身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反复告诫与会的高档健身场馆经营者，应加强行业自律，以避免因行业内的不良竞争而对整个行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高档健身俱乐部流行大减价

　　　 在上海徐家汇商圈某外企工作的林先生是在2004年秋天成为上海某高档健身俱乐部会员的，林先生此前并无健身习惯，但面对当时健身俱乐部的超值入会价格，林先生还是动心了。

　　　 当时的价格是林先生和他的3位同事一同入会，享受每人年费1000元，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的月花费不足100元。而这家营业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地处上海徐家汇黄金地段的高档健身俱乐部的挂牌价格是年费6000元。

　　　 自2002年显露价格竞争苗头的上海高档健身业，其价格竞争在2004年年中到2005年上半年达到白热化。年费跌破千元，月费跌破百元，这让身处这场价格竞争风暴之外的同行感到触目惊心。

　　　 1986年即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店的克拉克海奇健身北京地区经理张文勇相信，上海高档健身场馆的收费价格已完全跌破成本，参与这一价格战行列的俱乐部都是在自残。

　　　 据业内人士分析，“综合高档健身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其会员的年花费应达到当地月收入标准的中上等。在上海，这个数字应该是在4000元以上。”

　　　 “从好的方面说，这场竞争就是一次健身行业的洗牌；从不好的方面说，这场竞争将给健身俱乐部经营者大幅度增加破产风险，同时因为给消费者造成信心打击，而给整个行业又带来经营风险。”张文勇说。

　　　 据业内估计，在最近3年，上海高档健身俱乐部中至少有5家已经破产。上海高档健身场馆目前在20家到30家之间。从2002年开始，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些健身俱乐部品牌包括一些在港台或境外很有名气的品牌已经退出上海市场。

　　　 与上海明争明斗的行业竞争不同，在广州，高档健身俱乐部是采取向消费者私下打折的形式进行价格战。

　　　 家住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附近的何先生一个月前刚刚买了某知名品牌健身俱乐部的年卡，这张挂牌价格4000多元的年卡何先生最终是以2000元买下的，有意思的是，何先生是在电话里和俱乐部达成2000元的交易价格的。

　　　 按照张文勇所说，广州高档健身场馆的价格竞争已到“乱了”的地步，这种乱造成在广州之外的健身俱乐部品牌不敢轻易进入广州市场，包括张文勇所在的克拉克海奇在内，很多在中国经济发达城市经营高档健身场馆的俱乐部均没有在广州开设业务。

　　　 紧跟上海、广州的价格战风潮，北京的高档健身行业也已显露价格战的势头，记者了解到，部分北京的高档健身俱乐部已采取类似广州的暗折暗扣方式，6000元左右的年卡，3000元就能拿下。

　　　 大减价导致服务质量一落千丈

　　　 依照美国倍力全能健身公司副总裁阿曼特在2005北京国际健身大会高层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只有1％到2％的人口是健身俱乐部会员，这一数字远远低于美国平均的50％。”阿曼特认为，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但事实上，上海、广州爆发的高档健身场馆价格战可能正是由于俱乐部场馆的饱和造成的。

　　　 李先生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身馆健身。据他回忆，2001年之前，上海的高档健身场馆非常少，而且基本局限在公共体育场馆内。但从2001年开始，几家品牌店突然在上海出现，而后就是一家家分店相继挂牌营业，最后导致价格战的爆发。

　　　 依照业内分析，高档健身场馆的主要目标客户是中上收入人群，但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中国经济发达城市，中上收入人群在总人口中仍只是少数，而其中有健身意识的就更少。李先生的月收入超过8000元，但他很清楚地告诉记者，在他的同事、朋友中，到健身馆锻炼的人几乎没有，“一是高收入人群工作强度大无暇顾及健身，二是大多数人仍不愿意一年花上几千元在健身卡上。”

　　　 “目标客户群的规模无法达到预想，结果就是行业一起步就立刻进入激烈竞争状态。”张文勇说。

　　　 李先生对此的感受颇为明显。“从2003年开始，上海一些高档俱乐部的消费价格就直线下降，逢年过节更是以各种形式进行促销。俱乐部的挂牌价格事实上已形同虚设。”

　　　 价格战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消费者涌进健身场馆。然而，服务质量的下降也同时显现出来。高档健身场馆标榜的舒适环境很快成为一句空话，前文提到的林先生抱怨他每次使用跑步机都要等候十分钟以上，锻炼后洗澡也要排队。但更让林先生不满的是，因为价格低廉，各种层次的人都开始在高档健身馆健身，“这里简直像个农贸市场，人多，嘈杂，让人感觉不到放松和享受。”

　　　 “事实上，这正是由于高端客户不足，高档健身场馆在拉拢低端客户，来实现业务增长。”张文勇说。

　　　 同样经营高档健身俱乐部的张文勇相信，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在连续几年的高档健身馆扩张运动后高端客户已经达到市场饱和。“但中国的大众健身、社区健身显然尚有巨大空间，这些低端客户就成为高档健身俱乐部的新目标。不过，这是一种盲目发展，因为市场是需要细分的。”张文勇说。

　　　 事实上，美国倍力副总裁阿曼特所说的中国健身业有巨大发展空间也正是指中国大众的健身消费市场，因为即使是在美国，面向高端客户的高档健身业规模也无法与面向普通人群的大众健身业相比。

　　　 国家体育总局显然已经察觉到正在中国部分城市发生的健身行业恶性竞争，但国家体育总局似乎只能以“呼吁行业自律”的形式来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业内人士分析，行业自律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健身行业在中国仍属于起步阶段，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但除此之外，大众健身与高档健身发展的不均衡也应引起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