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2日 星期二
吴洪林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奥运工地的，这一点是记者对吴洪林一家4口进行访谈以后才深切感受到的事情。吴洪林自己对此却是绝口不提，他只说：“‘鸟巢’的技术要求很高，如果我能够把它做下来了，以后我去做别的工作就没有问题了。”
吴洪林：
我是这样进北京的
吴洪林的家乡在江苏省金坛市思旸镇刘巷村鱼池村民组，这是一个很小的自然寨，一共只有9家人，吴洪林的童年就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度过。
1980年，17岁的吴洪林以6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17岁开始在南京长江大桥做了5年的守桥武警。1985结婚以后，吴洪林做了几年的村支书。因为妻子到深圳打工，吴洪林担心妻子跟别人跑了，他1988年辞掉支书的职务，也来到深圳。
当时的深圳刚刚发展起来，吴洪林就在一家卖漆包线的公司推销漆包线，因为他的出色业绩，很快被提拔为公司的销售经理。这时候他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一年最多能够挣到十几万元，最少也能挣到四五万元。
因为姑姑在北京，吴洪林1992年来到国贸大厦工地带班。1996年到2000年是吴洪林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在北京做了一个小包工头，自己去找甲方承包工程，最多的时候一年挣上七八十万元。他在金坛市区买了140平方米的住房，举家搬迁到金坛市里。
可吴洪林的道路并不平坦。1996年，妻子患了胆结石，他送妻子到医院治疗，花费了近20万元，终于把妻子的病给治好。可到了2000年，妻子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在床。吴洪林放下手中的工作，将妻子送到上海、北京的大医院连续诊治，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效果。他们的钱花完之后，医生对他说：“你干脆给她买一辆漂亮一点的轮椅吧。”后来到了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找到一个叫李政华的老中医，服了他的药以后，才最后站立起来。
2002年，妻子能够站起来了，吴洪林9月份又踏上了去北京打工的火车，年底回家的时候带回去了3000多元。2003年又继续出来，除去了自己的开销以外，给妻子带去了2万元。
今年春节刚过，妻子就把他从家里赶出来，让他无论如何到工地上来干一些活，挣一些钱填补家用，“否则这个家不知道还能撑多久”。3月20日，就来到国家体育场“鸟巢”工地，做了项目副经理，指挥来自江苏、四川等地的300多人一起干活。
儿子吴业伟：
我希望去北京做个志愿者
吴洪林的儿子吴业伟，今年18岁，在金坛市金沙中学念高一。他的理科成绩不好，计划到高二分科的时候选择文科。她的老师贺丽霞说，吴业伟这个孩子现在懂事多了。
6月28日夜晚，在金坛市金沙中学贺丽霞老师的办公室里，记者采访了吴业伟。
“我希望2008年的时候能够到北京去为中国的奥运健儿助威，希望中国多多拿奖杯，我还想到北京去做一个志愿者，为来到北京的各国奥运健儿提供我力所能及的服务，这不为别的，就是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就是我爸爸他们建的，那上面有我爸爸的汗水。
“自从到了‘鸟巢’工地，爸爸更忙了，更累了，因为“鸟巢”的难度比以前工程的难度更大了，进展比以前更慢了，我感觉到他的工作量更大了，晒得更黑了，嘴上也起泡了，前段时间有一处工程急需完成，他没有雨披，感冒了，他吊了一下盐水又上工地了。
“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我爸不管是刮风下雨都要忙，他也要和工人一样要干到天黑，晚上还要开会总结工人的情况。会开完以后还要给我打电话，让我认真学习，学好英语，有机会为奥运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现在正尽最大努力学好英语。
“我的父母觉得对我的关心不够，每天晚上打电话问我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有一次我回去很晚，他们就一直打家里电话，直到我接到电话才放心。
“以前他打工的时候，不像别人那样关心我，我心里有点难受。现在他为奥运工作，我对他心里有一种敬意，毕竟这是国家的形象工程。我有些同学的父母也在北京打工，我告诉他们我爸爸在建设奥运工程的时候，他们感到惊讶。
“我们都不会去埋怨父母，懂得父母对我们的关怀，以后更好地学习，完成学业。”吴业伟说，“我想以后长大了当警察，爸爸以前在南京长江大桥当过几年的守桥武警，我去看过，他穿起武警服的时候很威武很高大。”
母亲曾水姊：
没事儿的时候在家慢慢过
鱼池是一个自然村，是金坛市思旸镇刘巷村的一个自然寨，一共有9户人家，可至今只有7个人仍然居住在这个村里。6月29日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村里很多人家的桃子熟了，可就是没人吃，“过去那种为争一个桃子而几个小孩打架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也许这个村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人活动了，所以记者的到来让几位老人十分高兴，马上摆出方桌，摘了几个桃子，边吃边说。
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者、江苏施工队的项目副经理吴洪林就出生在这里。但目前除了吴洪林的母亲曾水姊仍然在这个村里守卫老屋之外，吴洪林一家已经搬到金坛市居住去了。
曾水姊今年61岁，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两只手的手指头关节处已经浮肿，硬硬的；她的眼睛不好，长期看一个物体就发灰，“和瞎子一样”。
曾水姊的房屋是一个很简易的砖房，是吴洪林结婚的时候建的，当时她把祖辈留下来的房子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而她现在的房子因为有她的存在而显得有些生气。在曾水姊家的房屋两头，分别有两栋二层的楼房，也都居住了几个老人。而曾水姊家门口的几栋房屋，包括儿子吴洪林居住的房屋，都已经没有人居住，门口的野菜长了有半人高，屋门紧锁，锁上已锈迹斑斑。
曾水姊2004年种了9分地，今年一个人种了3亩2分地，“插秧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女儿一起来帮忙”。她在家养了一只老母羊，让它繁殖小羊，两年以来一年生了两次小羊羔，她都卖去了；她还养了一只老母鸡，生蛋了就专供自己吃。
记者问她平时是否经常和儿子联系，她说：“她做的是国家的奥运工程，本来工作就比较忙，加上他妻子现在身体也不好，儿子又要马上考大学，负担也重，我有事情的时候打一下电话，没事儿的时候就自己在家慢慢过。”
妻子倪龙英：
只想要儿子到国外去留学
6月30日，记者回北京的第一天，就去采访吴洪林的妻子倪龙英。她今年42岁，虽然生了两场大病，连续10年没有工作，但从倪龙英言谈举止中仍然看出她的乐观。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母亲每天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让我出去玩，任何的家务活和农活都不让我插手；洪林自小就在学校读书，也不会干家务活，甚至连饭也不会做。”
“我们1985年结婚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插秧的时候，我们到书店去买了书来看，照桌书上的做，插得特别稀，村里的老人看到以后，认为我们浪费了田，让我们拔出来重新插一遍，可是我们都已经种下去了，很累，说什么也不愿返工了。结果那年我们的收成特别好，村里后来也就学我们的样子，也插得稀稀的。”
1996年的时候，我患了胆结石，要动手术，手术后我们就到北京来了。2000年我再次患病，是类风湿关节炎，2001年瘫痪在床，洪林就放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到医院来每天和我在一起。
我的梦想是我的病只要不复发就好了，而洪林最大的愿望是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在我还没有出院的时候，医生给他说，让他给我买一辆漂亮一点的轮椅，让我做在轮椅上算了。2001年我的病稍有好转以后他对我说：“老婆，你一直这样下去，你不死我也死了。”2002年9月份的时候我会走路了，就在我们家里走了一晚上。开始时他扶着我，后来我就自己走了。
2002年9月份洪林又再次到北京打工。当年洪林走了后，我儿子就帮我熬药、做饭、洗衣服。本来我儿子可以考我们县里最好的华罗庚中学的，可是要给我熬药、做饭，他的成绩就滑下来了。
儿子每天都要照顾我，体育课的时候他就偷偷跑回家来看我。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题，要求孩子写《我的妈妈》，儿子就把在家照顾我的事情给写出来了，我读了那篇文章以后，我哭了整整3个晚上。他们老师就把这篇文章拿给了校长，校长让所有的班级都阅读这篇文章，校长还和孩子的班主任老师来看我。
以前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儿子也自费出国。现在，因为我的病，钱用完了，他也出不了国了，我感到很内疚。他说：“我为什么要出国啊，在国内也很好啊。”当我睡觉的时候，我儿子要检查我的被子，要把门窗关结实了才睡。
现在我们存不了钱，儿子什么都舍不得，很懂事，他现在每个月也只花200多元，我怕他吃不饱，以前我们条件好的时候他什么都得吃，我让他吃好一点，但他现在什么都节省。在老家的时候，我儿子是很苦的，每天要放羊、做饭，7岁就开始持家了。
我想去上班，减轻洪林的负担，但我去不了，原因是我不能吹空调、电风扇，还不能下水。昨天我给他说，现在你在工作上很好，但我可能不能像过去那样支持你的工作了。
治好我的病是我目前最大的愿望，这样也可以为洪林减少负担，还可以帮帮他。
我想买一个跑步机，但是我们没有钱，我去商店看过好几次，最便宜的980元，我们真的买不起。我只有每天坚持跑步，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
洪林乡下还有个妈妈，她也得了我这样的病，双手已经变形。如果还是这样两三万元一年的话，妈妈要生病，儿子要上大学，还要结婚，我们就撑不下去了。现在我们是最困难的时候，幸好洪林在奥运工地上班，不会发生拖欠工资的事情，但如果仍然没有办法，只有把我们的房子卖了，听说最近我们那一带房子又升值了。
只要我的病治好了，我房子不要，车子不要，只想要我的儿子到国外去留学。
文/本报记者 黎光寿
摄影/本报记者 黎光寿
奥运改变我的家庭
奥运民工吴洪林，从今年3月20日开始担任了江苏镇润建功劳务有限公司国家体育场项目副经理，开始了修建“鸟巢”的工作。吴洪林说：“如果只考虑经济上的得失，像我这样的人，肯定就不来了，因为从这项工程本身能够赚到的钱不比干别的工程赚的钱多，来这里是因为这是荣誉，这么大一个历史工程，今天落到你的手上，你是不是想办法也要把它做好。”
6月16日，记者第一次在“鸟巢”工地见到吴洪林，他身穿红色的T恤，头戴安全帽，从工地急急忙忙地赶回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对讲机不断地传来从工地上来的请示，而他拿起对讲机就告诉工地上的人该怎么做，实在不行的，他又跑到工地，把问题解决了再来接受记者采访。
吴洪林给记者留的地址是江苏金坛市区的地址，这差一点让我放弃———因为城市人不符合我的采访主题，后来北京城建集团第一分公司党委书记徐英海一再说：“你一定要去看看”。记者才于6月28日到了江苏金坛。
到金坛的当天就联系并采访了吴洪林的儿子吴业伟，他正在读高一，是一个讲话有条理、从容不迫的孩子，他在向记者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的时候，记者得知，他家原来也是从农村来的，只是后来到城市里买房了而已。
6月29日，我到了吴洪林的家乡———金坛市思旸镇刘巷村鱼池村民组，见到了吴洪林的母亲曾水姊。这个小村原来一共有9户人家，现在因为打工、移民等，村里只有7个人。也许是村里很久没有年轻人的缘故，村里的老人对记者很热情，从他们家后边的桃树上摘下桃子来给记者吃。
6月30日记者抵达北京，下午便去了“鸟巢”工地，找到吴洪林的妻子倪龙英。她大病初愈，到北京来陪伴吴洪林。从她口中，我才更全面地了解了吴洪林家里近几年来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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