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山西省体育局收到了来自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一纸处罚决定，山西竞走运动员秦爱华因为使用违禁药物被处罚。面对处罚决定，山西省体育局却感觉很无奈———虽然秦爱华的注册单位是在山西省长治市体育局，但事发前两个月，秦爱华就经长治市体育局同意，在教练付俊的带领下加盟了北京远中竞走俱乐部。山西方面对自己的受罚感到相当委屈，他们认为对秦爱华所属单位的责任追究应是针对远中竞走俱乐部而非山西长治市体育局。
但根据现行的运动员注册和转会政策，对出现违纪现象的运动员确实是追究其本人以及注册单位的责任。
队员为别人效力，处罚却要自己承担。随着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推行了11年的中国运动员注册制度，在新的社会环境和体育环境下，其矛盾冲突愈发激烈起来。
人才流动遭遇政策漏洞
长治市体育局局长陈天锁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使用兴奋剂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对于各级体育主管单位来说在这方面都是小心谨慎，严格防范，但现在，自己却替别人背了黑锅。陈天锁说，为了还自己清白，山西省体育局正请求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取证调查，包括根据秦爱华及其教练付俊与远中竞走俱乐部的工作合同，重新认定秦爱华的责任单位。
但这一补救手段能否奏效，陈天锁并无信心。“如果在秦爱华加盟远中时，我们与远中有一份正规协议，表明因为注册时限等原因（运动员每年只能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注册，改变注册单位需要到下一次注册期），在秦爱华尚未正式从山西转会到远中前，她的上级主管单位是远中俱乐部，或许我们现在就不必这么费劲地为自己洗冤了。”但陈天锁同时表示，“像秦爱华这种注册单位与管理单位分家的情况也不是特殊现象，我们事先根本没想到出了问题会这么麻烦。”
“运动员的注册、转会政策直接影响到运动员能否正常顺利地流动，但在大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中国运动员注册、转会等政策的跟进显得有些迟缓，结果就会出现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研究竞技体育发展的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教授说，“由于各地的竞技体育水平发展差异较大，中国体育人才出现更频繁的交流已成必然趋势。”
钟秉枢认为，山西的秦爱华事件并非偶然发生，因为正如陈天锁所说，“运动员注册与管理单位分家早已见怪不怪，但这个现象的背后显然存在操作上、政策上的漏洞，这样的漏洞该怎么防范？现在还没有手段。”
注册管理分家难免替人受过
北京体育大学跆拳道队就是一个典型的运动员注册与管理单位分家的例子。因为培养出了陈中、罗薇等世界冠军，国内不少省市地方队都将自己的跆拳道运动员送往北体大委托其培养。这些运动员的注册单位仍在地方上，但真正管理他们训练、比赛、生活的却是北体大。据钟秉枢透露，除了部分长期培养的队员，北体大会与他们的注册单位签订明确责任的协议以外，很多短期、临时的培养项目，双方都是没有任何协议的。也就是说，一旦这些运动员出现违纪违规现象，即使是因为北体大的管理责任，受罚的也将是运动员的注册单位。
“像北体大这种以优势项目吸引其他运动员加盟的现象，是符合人才往高水平培养单位流动的趋势的，也有利于竞技水平的整体提高，但眼下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不久前发生的清华跳水队队员注册权的纠纷，就凸显出培养权与注册权分离、统一的问题。已经发生的这类事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注册单位就一定有培养责任、管理责任？培养单位、管理单位是不是就一定有注册权？怎样统一这些权利的责任归属？这些问题不理清，一旦出了事就容易产生争议。”钟秉枢说。
自由转会在中国依然是天方夜谭
中国是1994年正式出台和推行运动员注册制度的，这一制度的出台是为了限制和规范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运动员无序流动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社会赞助体育、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等新事物的出现，国内竞技体育领域出现了运动员随意、无序地流向富裕省份或条件优越的运动队的状况，不少省市不得不就此出台了硬性规定———当地体育部门协同公安、劳动人事等部门一起严格控制体育人才的外流。
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原国家体委于1994年正式实行运动员注册制度。从此，运动员的流动以转会形式实现，钟秉枢说，“当时，运动员注册制度的实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体育人才的交流，这是符合竞技体育发展需要的。”
“但应该看到，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中国运动员注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保障省市地方专业队的利益，避免他们的人才流失。”钟秉枢随后强调。
运动员注册制度实施后，运动员转会有了合法依据，但被施加的额外条件却非常繁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成功转会的运动员必须得到原注册单位的同意。如此看来，在体育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体育人才的流动趋势不断加大的今天，自由转会在中国依然是天方夜谭。
现行注册制度逼出改名改姓
记者在向一些地方队了解情况时获知，为了避免因人才外流给自己的队伍增加威胁，很多地方队宁可把一些可以转会的队员“冷藏”起来也不让他们转会，这这些队员要么被“冷藏”到竞技水平开始走下坡路，要么一直坐冷板凳坐到退役。有些队员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剑走偏锋，将户口、档案全部更改，然后从当地“蒸发”，再改投他队。
一名经过改户口、托关系，才从东北某省转投到南方某省的游泳运动员就这样告诉记者：“市场化程度高一些的足球、篮球项目在注册、转会上的政策可能宽松一点，但我的切身感受是，其他绝大多数全运、奥运项目的运动员想要自由转会，比在赛场上拿金牌还难。”
钟秉枢说，中国运动员注册制度实行的这十多年里，正是以1995年欧洲通过《博斯曼法案》为代表的国外职业运动员实现自由转会的时期。
“没有人才流动就没有共同发展。”钟秉枢再次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篮协已经从今年开始在CBA、WCBA球员注册制度上作出调整，此前在注册期满时俱乐部享有的对运动员的绝对优先权被削弱，运动员在转会上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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