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玲女足俱乐部的队员在学踢球之余仍要上文化课，俱乐部借用了驻地中学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但高昂的费用却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
“高中生1人1年4000元。初中生虽然还在义务教育阶段，但我们仍要向学校支付不菲的赞助费，这些钱实际上最后都转嫁到学生身上。如此高昂的费用，有多少家长还愿意送孩子学踢球？”
“教育单位不支持女足项目，就连足协也是爱搭不理。我们今年去挪威比赛需要印有国旗的队服，找到中国足协，足协不给，还振振有词，‘每年都有中国的球队去挪威比赛，我们每年都得提供队服吗？’真让人寒心，足协是缺这些衣服吗？”魏福英说。“但这些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连我们都无法看清这些女足小队员的未来。”
女足收入不升反降让小球员心寒
刘爱玲足球俱乐部队员的去向主要是地方女足的二线队，但地方队队员的微薄收入正在严重挫伤青少年队员的进取心。
即便是在中国女足的巅峰时期，除了少数国家女足主力能获得额外奖励之外，大多数女足队员的月薪都在3000元以下。这样的待遇当时已足以让很多农村出身的女足队员感到满意。但直到今天，地方队女足队员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1000元～2000元。可以说，最近10年，女足专业队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不进反退。这与男足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魏福英回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北京队在全国比赛中夺冠自己还拿过2000元的奖金，不禁感叹：“今天的女足，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活得好。你说，我面对这些小队员时，凭什么还要她们刻苦努力，鼓励她们以后进专业队。专业队能给她们什么，混日子吗？在队里混日子的话，还要求队员有什么精神、意志？长此以往，重建女足精神岂不是天方夜谭？”
“这些孩子，除了因为感觉家里出了很多钱，自己不踢出成绩对不住家长外，再没有什么能让她们去愿意吃苦、去愿意忍受封闭环境下的寂寞了，这些小队员中，真正因为喜欢而踢球的毕竟是极少数。其实，她们可以选择的路很多，但她们现在留着短发，晒得黝黑，看上去像个假小子，而我们可以承诺给她们的却是那么少，还得要求她们去吃苦、去获得好成绩，我们凭什么要她们作出这么大的牺牲？！”魏福英感言。
金钱门槛挡住爱踢球的穷孩子
在刘爱玲、孙雯这批为中国女足创下辉煌历史的老女足队员中，很多队员都是出身于农村或是贫苦家庭，踢出成绩获得奖金，是她们改变人生、改善家庭条件的最好出路。魏福英说：“这种动力发自队员内心，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女足队员能不刻苦训练呢？”
现在再要这些孩子自发地吃苦训练，只能依靠她们对于足球的兴趣。虽然魏福英在招收队员时已经把对于足球的“兴趣”摆在重要位置，但中国女足成绩的持续下降导致女足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对于像刘爱玲女足俱乐部这样的基层培养单位来说，要招收到有兴趣、身体条件好、家庭又能够提供经济支持的队员真是很难。魏福英说，要么就是看着身体好、想踢球的孩子没钱招不进来，要么就是家里有钱的孩子因为学习不好或是家长管教困难，送孩子来学踢球以谋个出路。
“但俱乐部也要生存，为了招到学生，我们已经把学生的入学条件降到了最低，就是能踢就行。”
在“挪威杯”比赛上，魏福英看到了挪威基层女足运动开展的状况，“十几片公共足球场连在一起，那么多的挪威女孩子踢得那么开心。那些队员的身体条件真好，人高马大，最重要的是，那些踢球的女孩子是把踢球当乐趣，那些孩子即便不一定能踢出什么成绩来，至少不会觉得踢球痛苦。所以，在那里当教练都很轻松，从那么多爱踢球的小孩子中选几个苗子并非难事。我们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而且人们对女足的要求并不低。”
“中国女足的沉沦是从人才断档开始的，作为基层女足培养单位，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官话、空话，而是实质性的帮助。帮助那些家里没钱却有天赋的孩子来踢球，为她们的成长创造好的条件，帮助提高专业队的待遇，让孩子们感到有奔头儿。”
在说这些话时，魏福英显得有些兴奋，但更多的却是忧虑，因为她深知，这样的愿望的确不容易实现。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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