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何振梁先生6日作客本报，讲述自己的奥运之路
借参加“2005北京百公里山地纵走大赛新闻发布会”的机会，76岁的何振梁6日作客本报。他特别建议年轻人到户外去，从体育中感受乐趣。他还说，“只要是群众体育活动，我就乐意参加。”
何振梁从事体育工作50多年，上世纪80年代进入国际奥委会，他以出色的工作，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体育，进而了解了中国，帮助中国体育赢得了发展的机会，更好地走向世界。
“我仅仅做了应该做的事”
竞报：回顾50多年从事体育的经历，有人评价您是体育外交家、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推动者、中国体育事业的历史见证者，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何振梁：我不是虚伪的谦虚，体育外交家也好，奥运推动者也好，对我都是过誉，我仅仅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大家对奥运的爱好，没有在我所处环境中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这些都不是客套话。
人民对我的厚爱我心领了，这也鞭策我在有生之年，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竞报：您个人是从什么时候有强烈愿望，中国人一定要办奥运会的？
何振梁：坦率地说，我个人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相当晚了。但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陈毅、贺龙都说过，中国一定要办奥运会。有这个指示在，所以我参加的每一届奥运会，不管夏季和冬季，我都在注意他们的组织工作里的各种细节，目的就是我们一旦申办，能够提供出一些必要的参考意见。
在莫斯科“放肆”情感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洛。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这是何老与之结缘的两个特别时刻和城市。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最终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当时，何老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他强忍泪水应对世界媒体采访后回到房间，眼泪再不能自已。
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担任陈述司仪的何振梁为北京申奥陈述画上了一个圆满精彩的句号。
竞报：您经历了两次申奥，能回忆一下两次的经历吗？
何振梁：第一次申办时，我们从起点低到能够赶上，最后与悉尼这样最被看好的城市并驾齐驱，可以说做了很多工作。
那时我们与成功很接近，只差两票，这种感觉不是一般人能够感受得到的。当时，表面上要装，感觉真是太残酷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颗粒无收，影响出去了，朋友交了很多，也才会有第二次申办比较顺利的结果。
竞报：您第一次忍住没有在别人面前流泪，第二次时是什么心情？
何振梁：可以用“放肆”这个词来形容，终于可以“放肆”地表达你的感情、你的高兴、你的喜悦。
竞报：我们在后方享受胜利的快乐，您是不是还有种成就感？
何振梁：没有。真的就像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为我的民族而骄傲。
申办不是个人的事情，个人可以起作用，但能取得主办权必须是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努力。我这不是套话，我在申办过程中，就切身感受到了我们的国家在发展，力量在强大，这样，你的话才会更吸引人，否则，讲得多好也没有用。
所以，我要感谢领导对我的充分信任，让我放手去做工作。我提的建议，反映的问题是没有考虑个人感情的，领导对此都能够尊重。所以尽管累，但我的心情永远是快乐的，能够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而不必考虑其他。
萨马兰奇对北京办奥运放心
自1981年进入国际奥委会之后，何振梁与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西班牙人萨马兰奇共事，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何振梁也感受到萨马兰奇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竞报：您现在与萨马兰奇仍然保持着联系吗？
何振梁：还保持着，有时候通个电话，或者发个传真，而且有共同参加的活动时，我们也会见面。
竞报：聊天时，你们两个人会谈论北京筹备奥运会的事情吗？
何振梁：应该讲，他从来都是对中国、对北京寄予厚望的。这是公开的秘密，他说过，离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把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
他不断期待着2008年，那时候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尽管那时候他已经88岁高龄。
竞报：您和他主动聊过北京筹备奥运会的事吗？
何振梁：他比较放心北京。巴塞罗那奥运会搞得相当不错，如果说1984年是商业办奥运，1988年是政策办奥运的话，那么1992年巴塞罗那就是创造了政府与商业办奥运的成功模式，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他也愿意促成北京与巴塞罗那的经验共享。现在有一个中国西班牙的论坛，西班牙方面任命他为西方的主持人，在他的坚持下，论坛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奥林匹克的专题。
两次让出IOC副主席职位
1981年在德国巴登城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何振梁用流利纯正的法语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随后，他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4年后，他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1989年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在国际奥委会内部，体育“外交家”何振梁何以能够赢得人们的高度认可？
竞报：在我们的印象中，您应该有多次在国际奥委会内部选举中获得全票的经历。
何振梁：应该有三次是全票，我四次进入执委会，前后十六年，三次当选执委，一次当选副主席，其中有三次是全票，一次是高票。
在这个过程中，我让掉两次当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我们北京要申办奥运会，如果我放弃，支持别人出任，这样就能赢得他本人和他朋友的选票。
竞报：您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多的选票？
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IOC）里，是很少有几个人能像我一样，能有这么多朋友，赢得大家的认可和友谊。
我觉得，首先是你的主张要符合国际奥林匹克的宗旨，捍卫的是奥林匹克的思想和原则；第二，是说话要算数。绝不是摇摆的，对所有人都是真诚面对，这样才能建立起大家的信任，让人更加尊重你。
荣高棠主动放弃被推荐机会
1952年，何振梁曾随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荣高棠参加过赫尔辛基奥运会，还多次作为翻译参加过一些体育活动，这也是他从事体育工作的开始。国家体委成立后，在时任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的推荐下，贺龙元帅亲自下调令，何振梁被正式调到国家体委国际司。
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推举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荣高棠把自己的名字划去，推荐何振梁为候选人。
竞报：您走上奥运舞台，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荣高棠。
何振梁：我这一生很有幸，到体委后，遇到的领导都是既爱才又容得了才，当然我不是说我有才。
当时的请示报告已经送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体委都批了，当时荣老从外地出差回来，他看到他是第一位，我排在最后，他还是坚持把他的名字划掉。
他可能觉得我的英文熟练，又一直搞国际体育，对情况比较熟悉。
后来，黄忠同志领导我，他对我也非常帮助，非常信任，让我从实践中磨炼成长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路金栋（当时体委主管外事的副主任）同志任团长，本来是由他发言的，他觉得应该让我去发言，这也给了我机会，使人们很快认识了我，在全世界1000多人面前，我的讲话引起反响，才有了后来很顺利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机会。
老伴儿给我做秘书
1953年年底，何振梁与当时同在团中央工作的梁丽娟结婚，何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辈子做了两个正确选择：一个是入党；一个就是与丽娟结婚。“前者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是与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骄傲相联结的，后者使我找到了漫长人生征途的忠实伴侣。”
竞报：我们看过介绍您的文章，您和夫人当年是同事。
何振梁：当时她是团支书，我是团委员，我感觉她就是我最理想的终身伴侣，后来她也认可了。
竞报：是您先表达的？
何振梁：呵呵，我比她勇敢。
竞报：你们的结婚登记日好像很特别，是12月31日。
何振梁：本来应该是12月29日，我生日那天的。那时候没有手机，我们很严格，公家的电话只能谈公事，所以虽然都在北京，还是通过写信来通知，接到信时晚了，所以就推后了两天。
竞报：我们知道在后来，夫人给予了您工作上很大的支持，她能够理解您对中国体育这么大的热情吗？
何振梁：她完全理解，应该说，她离休后的大部分精力都是在支持我。
我是1994年退下来的，国家体委还是很关心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没有了专职秘书，我对外还是有一些活动，需要处理一些事，可以说，她帮了我很大的忙。
有老伴儿给我做秘书，帮助我，我很自豪。
奥运会口号与他提的很接近
虽然行政事务上已经退休，但对北京奥运和中国体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少，不久前北京奥运会征集主题口号，何老也贡献了他的智慧，而且，国际奥委会最终确定的与他提的非常接近。
竞报：您在北京奥运会征集口号时也提供了几个选择，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何振梁：其实除了最先的两个，我提的第三个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共同的未来”。
我之所以第三个才提这个，是因为在英文的文字表达上我没有把握。他们说前边两个不好，于是我说还有第三个，当时就接受了这第三个。大家都说好。
共建美好未来，这不是突发奇想，我们2001年陈述时就讲，我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做的任何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只有一个决定能够创造历史，这个决定将通过体育把中国和世界拥抱在一起，共同造福人类。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希望竞报雅俗共赏
竞报：北京奥运会离我们很近了，您认为，我们的奥运报道工作能在此之前做什么？
何振梁：我也只是一名读者，读者有不同层次，众口难调，我个人只想提一个要求：不要热衷于那些八卦新闻，体育应该是健康向上的东西更多一些，去鼓励这种报道。
因为北京奥运会，给我们下的所谓独一无二的遗产和记忆，应该也是社会体育意识的大大提升，要让人们能从体育中获得乐趣，获得启示，应该多宣传这些。希望你们能够成为高格调，又适合群众需要的，雅俗共赏的报纸。
文/本报记者 叶楠 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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