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艾科初到北京，在北大学习汉语；17年后他思考的是怎么拿中国的绿卡。在中国生活了11年的他已经成了地道的“中国通”，他可以说出很多年轻北京人都不常说的老北京话。
《新京报》：平时经常回国吗？
艾科：回，但不是那么频繁了，在德国我基本上都是呆在杜塞尔多夫。我现在很喜欢中国，已经习惯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生活了。
《新京报》：是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其他什么？
艾科：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我感觉自己就是这大变化中的一小部分，我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德国不一样，德国人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做着同样一份工作。在中国我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渴求改变的心态，我催促自己不停地往前走。
《新京报》：喜欢中国哪个城市多一点？
艾科：北京和上海吧。北京有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有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等等，这里的文化是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而上海则截然不同，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西方人可以在其中很容易地找到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新京报》：对目前这种奔波的生活习惯吗？
艾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也打算在这行做几年就不干了，然后停下来做个稳定的工作。但几年后，你会发现你的事情更多了，找你的人也更多了，因为你变得更成功了。
所以你必须得继续这样忙碌下去，一刻不得闲，没办法。
《新京报》：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还是以后有机会再回德国？
艾科：这不一定，没准两年后我的想法又变了。不过现在我正在留意申请中国绿卡的事情，听说在上海办要比北京容易一些，我太喜欢中国了。
每个球员状态都有起伏，特别是在ATP前100位中，谁战胜谁都不能算是大冷门。我不能保证今年就没有球星首轮出局，因为这就是比赛。
《新京报》：去年中网莫亚、费雷罗都出现过“出工不出力”的情况，今年有什么措施避免这一点吗？
艾科：说实话，没有，因为这就是比赛。球员不是商品，一出厂性能就是怎样怎样的。我们签约球员也不是一个月就全部搞定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谁也不敢保证球员在参加自己的赛事时状态一定就在最高点。不过我想他们谁都不想首轮就被淘汰吧。
《新京报》：今年组委会给球员安排什么活动了吗？
艾科：大部分球员来北京后自己都有安排，他们会选择去长城等旅游景点的。但我们也安排了相应的活动。我们会在14日邀请莫亚、费雷罗、科里亚和纳尔班迪安到故宫拍照。
《新京报》：可以透露一下组委会为他们定做什么样的衣服吗？
艾科：不能，不能！（笑）到时大家去看就知道了。
《新京报》：你觉得在北京做中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艾科：是政府的支持。北京是个奥运会城市，政府对赛事非常支持，这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变得很通畅。
《新京报》：那最大的劣势呢？
艾科：没有最大的，主要是交通。北京太大了，车太多了，这个地方（丰台区赵公口路）的交通也不是很理想，很多球迷来看球不是很方便。另外就是赛场周围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这些我们在明年都会改进的。
所谓赛事总监，说白了就是中网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其职责主要有三：一是根据赛事情况来选择球员；二是协调赛事与ITF、ATP、WTA等组织之间的关系；三是联系赞助商。
《新京报》：签约球员一般需要什么样的过程或手续？
艾科：首先你得根据赛事本身的需要去找合适的球员，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前几名给请来。一般球员都会有自己的经纪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与其经纪人谈，就费用和行程进行细节方面的谈判。这是项非常复杂的事情，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纳达尔和科里亚等球员抵达前的那个晚上，我根本睡不好觉，就担心出现什么意外。
《新京报》：今年的中网吸引了纳达尔、莎拉波娃、达文波特、大小威等球员，但我们也付出了400万美元的代价，这个价位与国际同级别赛事的出场费相比如何？
艾科：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数字，但可以跟你说基本就是这个价了。我们的运作经费并不很充足，所以我不想把钱都花在球迷看不到的地方，而一个赛事最能吸引球迷的当然是球星了，所以我们把纳达尔和莎拉波娃都请来了。
与首届中网的大力宣传不同，今年中网在开幕前只举行了两次正式新闻发布会。更为重要的是，只进行了一年的中网就更换了赛事总监，这在职业网坛赛事中很少见。
《新京报》：今年中网的宣传活动规模和次数都比去年少，宣传时间也晚了许多，是因为节约经费的原因吗？
艾科：不全是，主要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我们也注意到了。所以我们只能抓重点，有些就不可避免地给忽视了。就像一项新产品上市后总需要相当规模的宣传的，同样，一项赛事的宣传也并不是三四个星期就可以做好的，我想明年这一点是必须要加强的。
《新京报》：对今年的中网有什么期待吗？
艾科：我觉得中网是大家的一个东西，是北京也是中国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它能越办越好，今年你就会发现很多方面都会比去年有进步。
《新京报》：之前跟网球赛事有过接触吗？
艾科：没有，如果单就运作一项大赛事而言。但我本人非常喜欢网球，只是打得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打得太烂了。
■其人其事
带动年轻人的阅读兴趣
艾科的身份很复杂，他曾经是一个商人、一个文化人，但现在，他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体育人。
在接手中网之前，他是传媒界的翘楚，在欧洲及亚洲的出版行业及媒体业务拥有超过十年的经验。1995年，他作为贝塔斯曼公司代表重返中国，开始其商业文化的双重身份2005年，艾科接手中网，将其触角伸向体育圈。1995年，他出任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艾科擢升贝塔斯曼直接集团亚洲区总裁、董事会成员。他给中国市场留下的最大的成果莫过于贝塔斯曼书友会，他运用图书俱乐部经营运作模式，在中国发展了150万会员，开创了书籍类商品市场渠道管理和分销的新模式，引导了书籍打折竞争趋向白热化。
上海第一个“洋中医”
艾科的妻子杜丽丝原名多丽斯·拉特盖博，同样也是个“中国通”。1995年她追随夫君来到中国，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进修两年中文后，1997年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内科。在以班级前十名的成绩完成本科学业后，杜丽丝在上海开办了一家中医诊所，这也是上海滩第一家由外国人开办的中医诊所。目前诊所每天都有预约就诊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最多的当然是德国人，门诊部所有的资料、病例和药方都用中、英、德三种文字书写。
■记者手记
好演员
“忙！忙死了！”在我和艾科对话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艾科接了5个电话，说了5遍“忙！忙死了！”那腔调不逊色一个老北京。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牟达维在介绍艾科时说：“艾科先生的汉语倍儿棒！”正是凭借这腔“德国普通话”，艾科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媒体和球迷的距离。
我和艾科的对话是在一张圆桌上进行的，我们的摄影记者可以绕着圈来拍照。而我只需要通过艾科眼神的游走方向和脸部表情的丰富程度便能很轻松地判断出摄影记者的位置。采访结束后，摄影记者对我说艾科极有表现欲，镜头前的表情非常之丰富。“他太会照顾镜头了，像个演员，而且是很不错的演员。”摄影记者秦斌不停地说。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艾科时而凝神专注、时而大笑、时而耸肩摇头做无奈状，表情丰富得不像是一个40岁男人所能表现出来的。
采访过程中，艾科拿出一本书给记者看，那是WTA对各类巡回赛制定的各项规则，足有三百多页。“看到了吧，这里面是非常细致的各项规定。”艾科说。仅协调与ATP、WTA的各种关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即将卸任的ATP首席执行官马克·迈尔斯几天后也将来北京观看比赛。“赛事总监的工作很琐碎的，什么都要管，不是那么容易的。”艾科托着下巴，眼睛直盯着窗外。听说给每个记者发了一把伞，艾科突然笑了起来。“希望这两周有个好天气！”艾科翻看着记者带去的报纸自言自语地说着。
专题采写 本报记者孙海光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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