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贵
白金贵在七运会期间采访我国体育界元老荣高棠
在九运会新闻中心留影
1979年——— 2005年,天津日报报业集团记者白金贵采访全运会的时间跨度为 26年。
从第四届至第十届全运会,白金贵连续采访全运会达到七次。
在第九届全运会上,白金贵被同行笑称为采访全运会的“老古董”。
壹
历经46载全运接轨奥运
全运会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自 1959年举办首届,历经 46载,今年跨入第十届。
在我的印象中,1959年适逢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为检阅建国以来的体育成就,体育队伍以比学赶帮革命竞赛为宗旨,这届盛会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为迎接十年国庆盛典,首都兴建了激励人心,催人奋进的“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站、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等等。第一届全运会即是在刚刚落成的六万人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
第二届全运会相隔6年,于1965年举行。全运会是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民族体育的盛会,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较之其他省市具有相对完善体育竞赛设施的北京,再一次成为举办的赛地。而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第三届全运会延至1975年才举行,距前一届已过10年,地点仍在北京。至此,全运会复苏,再没有长时间停办过。
人们习惯地认为全运会为 4年一届,显然是与国际接轨,同亚运会、奥运会每4年举行相关联。于是,第四届全运会1979年在北京(天津有分赛区)再次展开。而且从第五届开始,一改由北京独家承办的惯例,形成各地申办的格局,4年后,1983年第五届在上海举行,第六届 1987年在广东举行。
至第七届,四川申办成功。然而,此时的四川全省体育场馆等硬件、软件严重不足,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后来对这届全运会作了调整,由北京和四川共同承担比赛项目。北京刚刚承办1990年亚运会不久,使这届全运会的设施更为优越,北京安排了26项,四川为 15项,又给秦皇岛安排了水上 2个项目。
第七届本应于 1991年举行,最终到1993年才举办。其间又有一个缘由。以往确定全运会4年一届,都是在奥运会的前一年举行,即体育健儿全运会练兵、检阅后再登奥运赛场一搏。然而,每逢全运会,各省市代表团无不在争夺金牌和奖牌中竭尽全力,残酷竞争,其结果反而影响转年奥运会的成绩。在“奥运金牌”战略的指导思想下,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把全运会的举办时间改为奥运会后的一年。由于巴塞罗那奥运会在1992年,第七届全运会即延迟到1993年举行,距离上一届 6年。
在七运会赛地调整变动之后,国务院又作出今后全运会不再申办,由具备各种举办条件的京、沪、粤轮流承办的决定。依照中央的指示要求,4年后的八运会于1997年移到了上海;随后2001年广东接手九运会。而九运会后又恢复了以往的申办,在江苏获得了今年十运会的举办权后,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举办权被山东夺走。
全运会历程从第一届至本届,经过多年的充分摸索,已然形成了制度化,并与奥运会接轨,一届一届地延续着它的历程。
贰
装备更新换代记者队伍壮大
自第四届全运会至今,转瞬间26年流逝,我又将踏上十运征程。记得上届在广东采访,近两千名记者平面媒体占有半数,每天跑来跑去见到的同行,80%是生面孔。20年间,新闻媒体的急速扩张,记者队伍的结构变化,令我十分感慨。不过,我还会在全运会第一线结识新的同行朋友。
吐故纳新应是永恒不变的定律,不仅仅发生在年龄上,先进的、科学的、理念的、超前的,都会在飞速的社会变革中被吸纳。想起四运会时的情景,比赛项目多数在京展开,天津承担了乒乓球和部分足球项目,京津两地来往又方便,在采访中还没有不太便利的体验。
到了第五届的上海,400余名记者只需占用两家饭店便足够了。分配给天津的记者名额仅仅3个,日报、电台、电视台各一位。我和电视台的两位弟兄(另一位没有采访证),三人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里,采访归来,他们占用小得不能再小的桌子整理带子,我则以床代桌,放倒了椅子坐上趴着写稿。这还无关紧要,我最怕的是发稿时间的到来。今天重提旧话,可能会令人发笑。那时发稿是用电话口述,对方用笔速记。到了晚上,上百位记者几乎在同一时段传稿,每个房间都有一部分机,总机如何应付得了?经常是几十分钟通不了话,再急也无可奈何。走在楼道里,那一个个房间里传出的都是大声喊叫的“本报上海x月x日电……”“在这场争夺中,本省运动健儿……”乱得一团糟,像是走进了什么交易所,然而,大家对此已习以为常,那时发稿只能用这种唯一的方法。相比之下,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开始牛气起来,独此一家配有文传机发稿,让我们认识了还有如此快捷、便利的通讯工具,羡慕得不得了!
后来,天津日报体育记者有了第一台传真机,傻大笨粗,连同装机的皮箱重有40斤。第六届全运会,我们用行李车把它拉到了广州,又在当地购得五羊牌自行车,东奔西跑了20多个日日夜夜。仅仅这两个采访工具竟然在许多兄弟媒体中引起反响,《南方日报》还就此发了赞许的新闻。再看广东各媒体记者,个个手持砖头“大哥大”,通话联系,抢新闻发稿,神气十足。这是广东电讯部门利用全运会首次推出租用“大哥大”的业务,在通讯手段上再次让外地记者大开眼界。
1993年的第七届全运会,文字记者依然是手写传真发稿。然而短短4年后的第八届,半数以上记者有了笔记本电脑,没能配备的也可到新闻中心抢占机位打稿。那里的电讯设施,如综合业务数字网,将电话、传真、数据、图像综合在数字网里,发稿、查询、调成绩、找资料等等唾手可得;而使用手机更不在话下,让外国记者赞许不已。应该说采访条件的先进,为记者连了一条“生命线”,使他们如鱼得水一般投入新闻大战。八运会是个新时代的起点。
采访全运会相比单项赛事要困难得多。作为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设项多,仅说大项,第一届 29个,第三届到第五届升为31个,以后猛增到40多个,至第九届高达45个,始终高居不下。以往记者采访,名额限制很严,报刊每家最多不过一文字一摄影,直至北京的第七届才有所增加。
叁
不辞奔波辛苦感受赛场悲欢
仅仅一位文字记者采访,每每不可避免地跑来跑去赶场,唯恐丢漏新闻。还好的是,地方记者各为其主,眼睛盯住本省市运动员的赛程,哪里有关键场次,尤其可能产生金牌、奖牌的对决,是千方百计要亲临赛场的。因此,记者要每日细细地算计着。第五届全运会,天津的优势项目虽不算多,但很强势,一是游泳,二是网球,三是足球。那天上午跑去看网球团体半决赛,刘树华、倪长宏遭遇东道主尤伟、李书晨和李时勤。最终天津两将2:1力克对手闯入决赛。其间,我和张大陆、唐家瑛坐在看台上,在上海观众震耳的呐喊声中,比赛争夺得异常激烈,天津这边几乎无人喝彩。此刻的我实在忍不住了,每见刘树华打了好球,便情不自禁站起身来大声叫好,几次过后惹怒了旁边的裁判。为此,我和裁判吵了起来,他们喊叫为什么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带着满心的怨气,中午饭也没顾得上吃,下午赶到足球场看天津与辽宁八进四的争夺。这场比赛津队把对手打得没了脾气,最终以2:1得胜,全队欣喜若狂。接着,晚间再赶往游泳馆,目睹了我们的小将严红一举捧得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一天采访归来,三条消息和两篇纪实、速写,在极度兴奋中一气呵成。把稿传回报社已近零时,毫无疲倦之感。转天,《天津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严红夺金的消息,给体育新闻这个重要位置在日报以往不曾有过;而体育记者的稿件发表在头版头条更是我不曾想到的,为此我更加亢奋。
在采访七届全运会的经历中,这一天是我最难忘、最幸运又最快乐的日子。此前此后的一次次奔波,给予我的往往是有喜有悲有乐有哀,有憾又有无奈。我几乎完全跟随着赛场上的时间、节奏,跟随着运动健儿的每个动作、每个结果一起完成了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然没了自我。
然而,当心态平静下来以后,他们给我的还是激励、奋争,更高、更快、更强……
新报记者白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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