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那一天,我预约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那位看似颤颤巍巍的白头发老司机,真让我一路上长了不少见识。
“毛泽东,毛泽东,”当这位老先生口齿清晰地吐出这个名字时,我顿时对他有了刮目相看的感觉。“ 你知道毛泽东?”“是啊,毛泽东了不起,他跟铁托一样了不起。对了,你是记者?你是《人民日报》的吗?”此刻,留给我的只是更大的惊愕。
知道《人民日报》的可不仅仅是白发老翁,此前记者结识了新闻中心的年轻新闻官卡拉诺维奇时,他不假思索冒出的问题居然如出一辙:“你是为《人民日报》工作的吗?”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贝尔格莱德人手里真正攥过一份《人民日报》,但从那老头提及此事很自然竖起的大拇指,他的“China,good。America,no good”不像是敷衍。就在我抵达贝尔格莱德的第三天,一位店老板热心地将迷路的我送回酒店时,曾经用一句“大部分塞黑人不觉得中国人是朋友”让我很是郁闷,我不愿意相信这种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竟是冷漠与敌视,就在那时,我甚至有了一种双腿驱着大脑奔向大使馆的念头。
可是看球总是抢掉了时间,直到回国前一天,我才终于站在那座早已面目全非的遗址面前。真的只能称为遗址,因为早已人去楼空,只不过令我稍稍好奇的是,这座位于贝尔格莱德新区黄金地段的被毁建筑,为什么数年过后依旧依照原貌保存?或许,贝尔格莱德人同样希望将这段历史永远铭刻在心?
一座五层高的连体小楼,白色砖墙,飞檐罩顶,如果你从北侧远远望去,这座周围一片空旷的小楼仍然平静。可是,从东侧绕到楼的南侧,我立刻让自己呆在了那里:楼房剩下的只有框架,楼顶钻出一个偌大的圆洞,并且顺着那个圆洞直直向下钻进地下室,每一层的楼板都已变成残垣断壁加上一堆堆零乱裸露的钢筋。
默然,然后是愤怒,我伫立了许久,才让自己平静下来,绕着楼外的铁栅栏缓缓地走了一圈。大门紧锁,门口的岗亭早已变得锈迹斑斑,栅栏脚下的野草已经长得有半人高,惟独栅栏上插着的一个花环格外显眼。红色,如血的红色,甚至当地上零落的中文杂志书刊已经发黄褪色时,那个红色的花环依然鲜艳着,甚至还能从挽联上清晰地找到三位烈士的名字。
后来听说,新的中国大使馆建在了贝尔格莱德旧城。可惜,从头至尾,我没有碰见过一位常居贝尔格莱德的中国人,如果碰得上的话,我会请他们来年代我向烈士们祈祷一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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