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一运会
口号是毛主席1952年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无线电也是比赛项目
1959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封锁的内忧外患之中，第一届全运会也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正如毛主席的题词所昭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仅是体育界的任务，也是全国人民渴望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崭新面貌的要求。当全运会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体育与世界体坛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但几乎每名参加全运会的队员都抱着一种国内练兵的心态，虽然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条件依然艰苦，但靠着对体育事业的执著热爱和为国争光的单纯想法，全运会依然在艰难中前进。度过十年浩劫之后，中国体育迎来春天，中国体育健儿频繁出现在国际赛场，披金夺银。奥运会的赛场上，《义勇军进行曲》一次次地激荡着国民的心灵，奥运冠军成为时代的英雄。因此在全运会，“奥运金牌战略”成为中国体育的重中之重。在很大程度上，体育英雄也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理所当然的民族英雄。可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似乎逐渐淡忘体育的本质，越来越丰厚的物质奖励让一部分体育工作者迷失了方向，也许，现在应该是我们重新回味一下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话的时候了。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为即将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那天开始这个题词成为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相关的体育各种政策都是遵照这个题词的精神来制定的。
1959年，恰逢共和国成立10周年，本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朴素理念，国家体委决定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各个项目的预赛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而最终的决赛地点定在了首都北京，时间是9月13日至10月3日，历时20天。第一届全运会的口号就是当年毛主席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
由于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同时又和建国10周年的大庆相重合，所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特别重视。早在1958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就有指示说：“为庆祝建国10周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对国际上也有很大意义，因此必须开好。”
在9月13日开幕那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了开幕式。另外，董必武、郭沫若等领导人还专门为第一届全运会写了贺诗，董必武的诗名是“祝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郭沫若的诗名为“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鼓吹”，聂荣臻则专门作了“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贺文。而在20天之后的闭幕式上，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均再次出席，还向新中国10年中曾打破过世界纪录和得到过世界冠军的40名运动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明显的军事烙印
其实放眼过去所有举办过的全运会，每一届的背后都印着很深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作为第一届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会，它自然也有着和后来其他几届不同的特点，比如很多军事领域内的比赛都被列入了第一届的比赛项目。
9月14日，射击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就是军用步枪的比赛，在红旗飘飘的北京西山附近的北京射击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射击好手们———包括才走出大兴安岭森林的边防战士、军官，草原上的猎手和刚刚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农民，代表了二十九个单位参加比赛。其中实力最强的三支队伍分别是解放军代表队、北京队和江苏队，最后还是解放军队技高一筹获得了冠军。
除此之外，像无线电收发报、航海多项、航海模型、飞机跳伞、伞塔跳伞、滑翔等军事项目也占据了众多比赛项目中重要的席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在飞机跳伞的比赛中，陕西队的中国姑娘郭新娥、梅严、张景文以平均距靶心5米11的成绩打破了女子1000米集体定点跳伞世界纪录；在航空模型比赛中，赵嘉桢、王永熙以1260米的成绩打破活塞式发动机无线电操纵飞机模型飞行高度世界纪录。
学生成为运动会主力
第一届全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水平运动会，也是第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聚集在了北京赛场。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专业队运动员。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还没有专业队，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是各个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经过了层层的选拔，最终才能够代表各自的省队参加比赛。这就造成了第一届全运会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是历届运动会中年龄最小的。
1958年，身体素质过硬、肌肉爆发力强的青海运动员刘占奎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同年他又代表青海省参加了首届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就在1年之后，他又接到了通知来到青海省体育干部训练班报到，在那里他被分到了田径组，并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文/本报记者 葛小倩
陈成达：勇夺金牌 只为国庆10周年献礼
本报记者吕威报道 1959年，正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这一年，建筑战线为祖国的10岁生日送出大礼———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全国重点工程相继竣工。1959年，也是陈成达的而立之年———这一年，他成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教练。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既是而立之年，身上的担子轻不了。“确实是这样的，”后来又担任亚足联副主席、如今赋闲在家的陈老回忆道，“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我们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自然不能落后，都想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为国庆献礼。”
遗憾：未能参加毛主席的宴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6年，所谓的“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出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的赛场上，为了粉碎当时国际奥委会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中国体育代表团拒绝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并提出抗议。在多次交涉未果之后，1958年，中国奥委会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据陈成达回忆，和很多其他体育单项一样，1958年，中国足协也断绝了和国际足联的关系。
从此，中国体育进入“与世隔绝”时期，因为既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也不是世界各体育单项协会成员，中国运动员就无法参加世界大赛。早在1954年，中国一批优秀足球运动员被送到当时的足球强国匈牙利学习、训练，陈成达名列其中，“当时，我们想的就是刻苦训练，提高水平，以后为中国在国际赛场争光，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赛场。可惜的是，1958年我们学成回国之后，暂时失去了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但是，不能因为无法参加国际比赛，中国就不搞体育运动了。1959年9月13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综合运动会———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当时，国庆10周年的国庆日即将到来，这次运动会是我们向祖国生日献礼的最好机会，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运动员精神面貌的好机会。”
当时，为第一届全运会而设计的会徽可以说是紧扣国庆10周年主旋律。会徽由金色跑道、金色麦穗和一个红色“1”字组成，麦穗代表建国10年的丰硕成果，大大的“1”象征着人们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激情。
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曾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陈成达说：“这次全运会，也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运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节宴会中，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参加比赛的教练员、运动员。可惜的是，当时，陈成达一直在带队训练，未能参加这次宴会，也就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大遗憾吧。”陈成达惋惜地表示。
紧张：忘了周总理就坐在身后
谈起第一届全运会中最紧张的时刻，陈成达回答：“闭幕式。”奇怪———比赛结束了，怎么还会紧张呢？原来，在举行闭幕式的10月3日，中国国家足球队与匈牙利足球队举行了一场对抗赛，作为全运会的“压轴大戏”，匈牙利队是什么来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匈牙利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世界级强队，其身份俨如今日之巴西队。当时，陈成达是国家队教练。“这场比赛的重要性，谁都清楚，既然是压轴戏，我们绝对不能输，毕竟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全运会，只有取胜，我们才会感觉这届全运会是圆满的。”
陈成达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确定邀请匈牙利参赛后，当时国家体委的一个领导还嘀咕过，怎么请来匈牙利这样的强队呢？要是输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我们当时的压力太大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比赛。”
比赛在工人体育场如期举行，上场之前，陈成达看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人就坐在看台上。
“周总理坐在看台上，您的压力够大的？”
“比赛开始之前，我看了一眼周总理他们，但没多久，我都忘记周总理来到现场了，匈牙利是世界强队，他们的目标是大比分战胜我们，我们也想取胜，所以，比赛格外激烈，直到下半场结束前的几分钟，我们才进了一个球，以1比0取得胜利，总算不辱使命。整场比赛，我紧张得没往看台瞧上一眼。直到比赛结束，我才猛然想起，总理他们也在现场呢。”
纳闷：兴奋剂是什么？
按常理，能以弱胜强，击败匈牙利而为国争光，奖励应是极其丰厚的，陈成达笑道：“这可和现在不能比，当时，获得全运会奖牌后，若能得到一张奖状，那就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了，至于奖金等物质上的奖励，别说各个队的领导，就连我们这些队员，想都没有想过。”
“那队员们的拼劲儿会打折扣吗？”记者问。
“ 绝对不会的，一想到要为各个地区争光，为国家争光，大家的劲头就非常足。这也是队员们夺得金牌的主要目的。”要是队员们没夺得金牌，那不是要给国家丢脸了？对此，陈老回答：“比赛固然激烈，但我们也不是唯金牌至上。即便有些运动员在强项上失手，也不会被斥责。”
采访过程中，与陈老聊起最近发生的孙英杰因服用兴奋剂而被取消银牌的事情。陈老说：“第一届全运会可以说是一次极其‘干净’的运动会，吃药、吃兴奋剂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在当时，我们连兴奋剂三个字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去吃这些东西呢？”
1965－1979年 政治色彩最浓的三届全运会
20年 全运会艰难前行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从动荡的时期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一段过程。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结束到1979年的20年里，曾举办过三届全运会，从国防军事体育项目为主到与奥运会项目接轨，从简单的会徽到开始火炬传递，全运会在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时代的特点。
二运会 表演项目更受关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停赛，球队解散，除了一些体育协会的成立和接受国外代表团访问之外，中国的体育界基本上处于停产阶段。1965年9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运会是在祖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困难时期后举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此届全运会在项目上延续了首届的国防体育项目，像飞机跳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水上摩托艇、摩托车等，但与上届不同的是这些项目作为表演项目出现在赛场。一位曾经参加过一运会的资深摄影记者杨老先生回忆说，“二运会上，武术首次作为表演项目出现，而且极受观众们欢迎，有时候观众们对表演项目的欢呼声要压过其他正式的项目。”此次全运会也是历史上表演项目最多的一届。
三运会 赛前组织政治学习 赛后继续政治教育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第三届全运会大大推延了，一直到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第三届全运会才在北京召开，时间依然是9月。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新中国的各个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样也影响到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杨老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由于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整个中国对‘政治’这一话题都很敏感，全运会也不例外。每一个运动员都要在比赛前组织政治学习，赛后还要继续政治教育。比赛对于运动员和各运动队来说，就是政治牵头，业务在后。”
此届全运会与前几届的不同在于竞赛分设成年、少年两组，为历届所未有。功夫巨星李连杰在武术类比赛上获得了拳术、刀术、对练冠军和男子全能第一名，从此便走上演艺道路。
四运会 台湾省首次派代表参加
1979年举办的北京第四届全运会，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国家开革开放的初始，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好时机。同时又适逢三十周年国庆，因此这届全运会的召开意义重大。
第四届全运会体现的是改革开放后崭新的精神面貌。全国性的群众火炬传递首次出现在全运会的开幕式上。开幕式给人的感觉耳目一新，团体操被命名为《新的长征》，展现的也正是时代特色，虽然图解政治的痕迹很重，但健美、体操、技巧等编排到节目中，却非常突出体育特点。在比赛项目上，增加了击剑等，国防体育项目被列为表演项目，中国体育已经开始走向国际化。此外，中国台湾省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全运会，这在历史上是一种突破。
文/本报实习记者 孙砚
张燮林：见到毛主席最激动
前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张燮林是全运会的元老，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张指导就代表上海队参加了比赛，并与徐寅生、李富荣、杨瑞华以及薛伟初一起一举夺得了男团金牌。此后，1965年他再次代表上海队参加了第二届全运会。谈起那个时候，张指导感慨颇多。
以业余运动员身份参赛
张燮林获得过多次世界冠军，但是让他记忆最深刻的还要数全运会上获得的全国冠军。当时全国运动会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张燮林就是众多小将中的一员，那一年他只有19岁。张燮林从小喜好打乒乓球，但家里大人却认为打球玩玩可以，当成职业是靠不住的。大人的“肺腑之言”没有减弱张燮林对乒乓球的酷爱，为此他经常遭到大人批评，爷爷更是用斧子劈了张燮林多块球拍。没办法，张燮林就把乒乓球拍存放在同学家，下课后到同学家取了拍子再打球。
上世纪50年代张燮林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他经常参加上海市举行的比赛：“我每天上午在闵行的工厂上班，下午3点再去市里比赛。”由于球技出众他被选到上海集训队备战全运会。张燮林告诉记者：“当时上海已经有了职业队的雏形，但我那时候的关系还在工厂，工资还是由工厂来发，所以我只能算是业余球员。”全运会后，张燮林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是进入上海市队继续打球，还是留在工厂？最终酷爱乒乓球的张燮林选择进入上海队深造，从此他也成为了一名专业运动员。
毛主席来参加开幕式
对于那几届全运会的细节张燮林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当时激动的心情却是永远也忘不了的。“那时候我还小，能代表上海参赛已经很兴奋了。没想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来参加全运会开幕式，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张燮林娓娓道来当时的情景，“不能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个时期。”张指导表示别看那个时候开幕式上没有动用科技等现代化手段，但是开幕式依然气势恢弘，振奋人心。
在那个年代，由于受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成立新中国后我们大力发展“国防体育”活动，大中小学和工矿企业开展得十分活跃。于是，射击、摩托车、无线电收发报、跳伞、滑翔、航模、海模等都为全运会项目列项。而田径、三大球等项目的成绩却与世界水平相去甚远，只有乒乓球、射击、举重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这些项目在40年后的今天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是很值得欣慰的。张指导回忆，60年代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全运会比赛也绝对称得上是具有国际级水平的比赛。“前两届全运会在乒乓球项目上，上海、广东、北京都非常具有实力，不过广东和北京队里也有不少上海籍球员。”上海拥有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女队更有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北京虽有庄则栋、李莉领衔，最终还是上海男女队登顶捧杯。60年代，乒乓球成了上海的天下。
运动服掉色染床单
回想起当时的条件，张燮林感叹道：“和现在差得太远了。”第一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在体育馆路的北京体育馆进行，但是运动员们都住在木樨园附近的一所大学里，几个人挤一间屋子。每天有比赛的时候就由班车把运动员拉到体育馆，比赛完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坐班车回来。不像现在全运会运动员都住在星级饭店里，离比赛场馆近，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那时的体育馆很小，只能摆下6张球台，剩下的比赛都在训练馆进行。“不像现在，所有的比赛都在正馆，比赛的时候声势大，也能促进运动员状态的发挥。”张燮林的语气里充满了羡慕。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时，中国刚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张指导回忆：“好像自然灾害对运动队没有什么过多的影响，就是经常吃红薯，在上海吃，来到北京还是吃红薯，再有就是罐头肉。那个时候觉得这些饭太香了。”虽然伙食马马虎虎，但是张燮林告诉记者：“那个时候运动员的伙食比普通老百姓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说到服装，张燮林给记者讲了个笑话：“那时候还没有尼龙的运动服，我们穿的都是棉的。棉运动服舒服是舒服，但是有点儿褪色。”张指导笑着说，他们回到旅馆往床上一坐，结果人家的白床单就都被染花了。
球迷看球记笔记
现在全运会各省市的运动队都有企业的赞助作为强大的后盾，而在60年代参加运动会却没有这么荣幸，而且在获得冠军后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奖金和物质奖励。张燮林说：“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虽然没有什么奖励，但是大家在比赛中还是会全力去拼金牌。”张指导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大家都非常爱自己的项目；第二，那时候全国人民的思想都非常统一，脑子里只想着为国争光，为自己的省市争荣誉。
当时各省也会像现在这样给每个项目定下夺金指标，张燮林记得最清楚的一句领导动员的话就是：“你不要这个球，上海的1000万人民要这个球。”这就是督促运动员比赛中要负责任，珍惜每一个球，不能轻易放弃。张燮林和其他队员把这句话牢记在心中，成为最终夺冠的精神支柱。
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体育迷狂而不乱。那时候参与体育锻炼的很多，对全运会的热情相当高，每一场比赛都是座无虚席。张燮林回忆，当时看球的球迷多数是自己私下里也经常打球的，所以他们一边看比赛还一边拿着笔记本把比赛的过程和运动员运用的技术记下来，回去作为自己训练的参考。“现在的球迷是追星族，而那时候的球迷真是球迷。”张指导笑着说60年代很少见球迷拿着本子要签名，反而是年纪较大的老球迷拿着邮票或者有写运动员文章的报纸，请运动员签名留念的。
现在回头看看，第二届全运会的举办有着特殊意义。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在援助上的背信弃义后，全国人民在困境中自力更生，迎来了复苏的大好形势。在最为艰苦的条件下，全运会的圆满成功，激励了各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文/本报记者 孙璐
人物链接
张燮林，1940年生。镇江谏壁人。作为乒乓球运动员，他曾在第26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团冠军。并首次为中国队夺得男双桂冠；第31届世乒赛，他又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混双冠军。1972年至1995年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率队获得十届世乒赛团体冠军、1988年奥运会女单前三名、1992年奥运会女单、女双冠亚军。培养了邓亚萍、焦志敏、黄俊群等一大批世界冠军。1996年被国际乒联授予第一位“世界最高教练员荣誉奖”，现任国家体委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乒协副主席。
文/本报记者 孙璐
80年代 第六届全运会 开放的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全面国际化的全运会
第一次出现吉祥物
上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一批沿海城市在此时迅速发展起来。1983 年，全运会第一次搬出首都北京迁址上海。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在羊城广州举行，开放的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全面国际化的全运会。
广告模特受关注
以往的全运会有着浓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味道，而广州六运会上，引入外资建设场馆，身披绶带的广告模特、种类繁多的吉祥物纪念品……太多细节已经显露出，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正在慢慢向中国的体育赛事渗透。
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成功举办一届全运会的物质基础。六运会的主场馆，曾经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州天河体育场，在建设之初就史无前例地引入了外资，打破过去比赛场馆建设、赛事组织全部依靠政府拨款的局面。
这座由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3大场馆组成的体育中心也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体育中心。报道采访过六运会的中国体育报资深体育记者王洪生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感受，“六运会之前的国内赛事采访，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体育中心，当时觉得特别棒。那个时候，北京都还没有这么大型的体育中心。广州的富足为全运会的硬件建设提供了保障。”
让王洪生记忆特别深刻的还有比赛期间出现在各场馆门前的广告模特小姐。“上世纪80年代的全运会已经注意到了广告的价值。六运会的赛场周边就有健力宝等一些品牌的广告。比起现在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那时没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就由漂亮的模特承担起真人秀的工作。两排年轻的女模特身上披着不同的广告绶带站在体育馆门口，在当时还是非常亮眼的。”
聪明的广州人设计出了全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吉祥物———羊羊。憨态可掬、各式各样的吉祥物纪念品一经推出，市场就非常火暴。王洪生说：“我当时就收集了一整套吉祥物纪念品，还有钥匙环一类的小东西。毕竟这是第一个全运会吉祥物，就连亚运会的吉祥物盼盼也是它之后的事情，还是很有纪念价值的，六运会期间羊羊卖得非常好。”
运动员很好采访
第六届全运会总共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协会的37支代表团12400名运动员参赛，是当时全运会历史上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一届。运动会共设比赛项目44个，表演项目3个，项目设置上全面向奥运会接轨。本届运动会有10人17次破15项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2人2次超2项世界纪录，创造或超过48项亚洲纪录和最好成绩。涌现出一批优秀运动员。
对当年的采访工作，王洪生感慨道：“现在记者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那时候的比赛很单纯，没有作假，没有高额奖金，人们对体育明星的崇拜也不像现在那么狂热，运动员自己想着的也是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一旦有个记者要做采访，教练、运动员都非常配合，根本没明星架子。而现在，好一点的运动员一比完赛就被层层保护起来，想做采访太难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奖金，虽然只是千八百元，但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大额”收入了。对待金钱和名利，上世纪80 年代的运动员看得很淡。毕竟中国体育刚刚走出国门，此时所有体育人最常说的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组织工作更加国际化
1987年的六运会是我国派团参加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的第一次全运会，吸收了很多经营国际大赛的先进方法后，“上世纪70 年代的全运会我们记者采访都是骑自行车的，1987 年六运会开始有了组委会统一的媒体大巴，从驻地到比赛场馆可以坐车往返了。”王洪生说。1987 年六运会，记者和运动员被安排在广州白云宾馆休息，那是一家三星级标准的宾馆，相比之前几届全运会，组委会为运动员和记者想到了更多。
文/本报见习记者 龙培培
高敏 世界冠军住招待所
高敏在第六届全运会前早已小有名气，也获得过世界冠军，参加全运会这种国内比赛，已经没有对手，可以说只要高敏出场比赛，冠军就非她莫属。然而，高敏依然十分认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她那时跳水的目的很单一也很明确，就是为祖国争光，还有就是因为自己要强的性格，要嘛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不允许自己拿到银牌。
训练人数多，只能中午晚上练
到了全运会赛场的第二天，高敏就开始了训练，可是没跳几个动作，来训练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人一多，等的时间就长。当时高敏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等的时间长就冷得发抖，肘关节也隐隐作痛起来。
徐教练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让高敏先休息，等到中午和晚饭后再开始训练，以躲避训练高峰，高敏知道徐教练的用意，换掉游泳衣后到垫子上躺下。等到大家都练完要去吃午餐时，高敏才重又站在跳板上。那时，训练场空空的，每跳一个动作都能听到场馆里巨大的回声。等高敏练完，大家刚好吃完午餐回到游泳池。
当天训练的效果出奇的好，这以后到比赛前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能听到游泳馆巨大的回声。
“鸡蛋汤”打发无聊
比赛前，高敏肘关节慢慢地恢复了，训练任务也越来越艰苦。每天从早晨6点起床，到晚上做完作业9点半熄灯才能休息。每天就像机器一样没完没了地转，每天都要重复地练每一个动作，时间一长，也常常觉得乏味。怎么才能使训练变得有趣一点呢？
有一次训练完，高敏向餐厅的师傅要了两只鸡蛋，想尝试自己做一次炒鸡蛋。她找了一个电炉（违规），再把一个不锈钢杯子放上去，把打好的鸡蛋慢慢地倒进杯子里。等了一会儿，奇怪，鸡蛋怎么还跟“汤”一样，没泡起来？高敏用筷子在杯子里一搅才发现，下面的鸡蛋已经有厚厚一层粘到杯底。她赶紧开始“搅”鸡蛋，鸡蛋从“汤”变成了糊，再从糊变成了“坨”。怎么看怎么不像餐厅师傅做的炒鸡蛋。这时高敏才想起来，原来在“炒鸡蛋”以前没有往杯子里放油。
面对美食，选择减肥
全运会期间，高敏处于减肥期，因为比赛前的肘伤使高敏体重增加了不少，一定要在饮食方面加以控制，恰巧，广州全运会的菜品都是粤菜，吃得十分丰富，高敏面对这种诱惑，选择减肥十分痛苦。
高敏回忆：看着那些丰富的菜品和大块大块的肉，恨不得把它们都装到肚子里去。可最后她只拿了一瓶酸奶、一些蔬菜和一点点米饭。为了尽快有饱腹感，高敏吃得很慢，她把米饭放在嘴里使劲地嚼，舍不得吞到肚子里去。蔬菜一片一片地放在嘴里，一直嚼到没味了才吞进肚子里。最后把酸奶放在匙里，用舌头去慢慢地舔它……每顿饭，高敏都能吃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吃得多，而是嚼得慢。
食堂师傅充当观众
由于比赛临近，训练格外刻苦，常常是场地的工作人员进到馆里，告诉不爱戴手表的徐教练：“7点多了！”餐厅里的年轻师傅们等得不耐烦了，也会来游泳池看高敏跳水。这使高敏的训练多了几个观众。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训练，高敏觉得在赛前提前进入状态很有必要，而几位小师傅就充当了“比赛中的观众”。
当高敏站在跳板上时，就假想自己已经站在全运会决赛的比赛现场，场下无数观众在看着自己，裁判在给自己打分，这样能调动百分之百的积极性和兴奋性。高敏发现只要一到“比赛”她就能发挥特别好。多年后，高敏才明白原来自己属于“人来疯”型的比赛选手。
从上铺换到下铺
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召开，那一届由于增设了很多非奥运项目，如围棋，所以参赛运动员人数猛增。但是宾馆有限，很多人就住在当地招待所，高敏就是其中之一。
高敏住的招待所，是上下铺的，她本来睡在上铺，但由于高敏是个喜欢乱动乱跳的女孩，平时闲不住，所以被教练换到了下铺。
第六届全运会高敏以近100分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夺得了第一名。那次比赛中，高敏第一次品尝了没有竞争者，只有自己跟自己较劲的孤独感。
文/本报见习记者 高璐娜
90年代 随着足球、篮球等项目开始职业化 全运会也逐步走向市场
第一次出现了赞助商
1993年之后“老将复出”成了关键词
1993年之后，足球、篮球等项目开始职业化进程，传统优势项目则将奥运夺金视为工作重心，两部分的运动员都不再将全运冠军当成第一追求。对于全运会最为看重的，只剩下了地方体育部门，这主要是由于人们还习惯于将全运成绩与体育官员的政绩挂钩。为了拿到更多的奖牌，各省市体育部门不惜动用奖金和人情的双重攻势，劝说老运动员复出参加全运会。李宁、高敏等老奥运冠军再一次披上战袍，为自己的家乡卖力。
看台下面盖五星级酒店
第八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而主体育场就设在上海人的骄傲———八万人体育场。当时最大的创新就是将五星级酒店设在体育场的看台下面，这座五星级的大酒店住下了包括运动员、教练、新闻媒体等客人，大大方便了运动员的比赛和记者的采访。不过，当时的比赛有的在晚上11、12点钟结束，酒店保证不了他们的晚餐，体育场附近的一家小亭子似的小餐馆一时间成了大热门，凌晨1、2点钟以后，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餐馆老板也还打趣八运会让自己赚了一年的钱。而另一家稍远一些，环境不好的小面馆在比赛期间也是出现了爆棚现象。
全运会第一次有了赞助商
八运会时，已经开始了为国家减负的口号。当时，八运会是采取了冠名和拍卖的方法来筹集资金。上海人在负责八运会主会场———八万人体育馆建设中,盘活资产滚动开发,建宾馆、建商场、建游乐场,待场馆建成之时,他们已回收了近3亿元。而制定产品、杯赛冠名权、各种广告等共为八运会的组委会筹集了60亿元人民币。没有向群众募集一分钱，却在社会中获得最大的影响，这是近八万人的志愿者队伍和八运会的志愿者工作部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样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在中国的大型活动中也尚属首次。这些志愿者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8岁。“用我们的爱心和技能，服务八运会；用我们的真诚和友爱，参与八运会!”这就是志愿者的心声与誓言。
交通不便、通讯落后
90年代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交通给比赛带来很大不便。各个体育场馆和酒店之间距离较长，并且体育场馆相对分散，给参赛运动员带来很大不便。对于记者来说，当时数码技术还不普及，用得最多得还是胶片，只能到附近的电信大楼发传真照片。十运会的通讯技术大大提高，宽带的使用也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本报实习记者 崔丹
近十多年的中国体育史中，不可能忽略的一个名词是铿锵玫瑰；不可能被忘却的几个人是刘爱玲、孙雯；不可能不提的是她们以全运会为坐标的成长史。
刘爱玲18年前帮助北京女足第一次夺得全国冠军，随后北京队屡次负于上海队。18年后当北京女足在十运会上再次登顶时，刘爱玲已经淡出一线多时。
可每当回想16年全运旅程，刘爱玲都有一颗激动的心……
刘爱玲：两件队服穿了3年
“激动……”这是刘爱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字。虽然，在她记忆的字典里面，关于赛场的诸多字句都已经渐渐模糊不清；但是，刘爱玲那颗激动的心却仍然在每次回想起与全运会长达16个年头的燃情岁月的时候，炽烈地跳动着。
18年前 夺冠没有奖金
在刚刚结束的十运会女足比赛中，北京女足时隔18年再次捧回全运冠军。而18年前，也就是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时候，年仅22岁的刘爱玲代表北京队取得了第一个全国冠军。
18年，刘爱玲已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变成了相夫教子的妻子和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爱玲感言那一届全运会给自己的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一笔，“我1986年来到北京，第六届全运会的时候我来北京还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夺得了冠军，现在我只记得当时的自己特别激动。我刚到北京队的时候就开始备战六运会，能夺得冠军很欣慰，因为训练中十分努力，大家训练也十分辛苦”。
18年，世界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其中也包括价值观。本次北京队夺得十运会女足冠军之后将得到至少8万元的奖金，而这个奖金数额在全国来说并不算高。与物质奖励相比，夺金后接踵而至而又名目繁多的非物质奖励更是80年代所不能相比较的。而当记者问到当时夺冠的奖金多少的时候，刘爱玲说：“当时得金牌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奖金。大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是为了给北京争光。”
一、三、五练足球，二、四、六练曲棍球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女足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当时的国家体委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削减女足队伍。国家体委曾经一度要把女足项目砍掉。年维泗等一些元老为了保住女足四处奔走，最终仅保留了5支队伍。原来全国一共20多支专业队最后被削减到了5支。
由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北京女足也到了一个困难期。当时北京女足主帅马元安也是身兼北京女子足球队和北京女子曲棍球队教练两职。每周一、三、五练足球，二、四、六练曲棍球。这样，北京女足在七运会中仅仅取得第六名，这是北京女足在全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
两件队服穿了3年
回忆起当时的艰苦训练很多老女足队员都感触颇深，“那时候只想着练球，其他的也都不考虑”。当时，刘爱玲80年代来到北京队的时候，发了两套训练服。而这两套训练服则整整地穿了3年，直到穿得掉色。女足待遇的改善直到1996年中国女足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夺得亚军之后才得到改善。在政府给女足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队员们的装备也已经大大地升级了。从当时的国产队服也上升到了进口名牌。本届十运会，北京女足是清一色的美津浓装备，而且还有女足队员特有的运动背心，这在第六届和第七届全运会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伤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同时，据原北京女足队医现国家队队医介绍，由于医疗条件跟不上，当时很多队员在受伤之后，如果没有到特别严重的地步，在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之后，只能硬挺着继续训练。由于一些小伤没有能够及时治疗，到了八运会、九运会的时候，刘爱玲等老队员几乎全部都带着很严重的伤病。现在的医疗条件提高了，队里也引进很多先进的医疗设施。但是，队员们却没有那个时候有拼劲。用一位老女足队员的话说就是“这些队员开始变娇气了。”
忘记过去 着力培养第二代
在刘爱玲的人生路程之中，在足球场上为国争光、为首都争光的一页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刘爱玲除了间或与昔日的老队友踢踢球之外，基本上已经与赛场绝缘。她已经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培养第二代上面。
这个第二代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培养女足苗子，她筹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女足学校。另一个就是培养自己的儿子童童。现在的刘爱玲在处理刘爱玲足球学校的相关事宜之外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家庭和孩子上面，“十运会我都没怎么看，主要是没有时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刘爱玲还一边照顾着孩子。
在本次采访结束的时候，距十运会的女足决赛开始已经不到一个小时，当记者问到她是否会观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刘爱玲无奈地说道：“孩子总闹，如果是有时间自己一定会看的。”
文/本报记者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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