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想？玩笑？中超2005的头名昨天没有悬念地诞生了，徐明旗下的大连实德第8次夺得冠军。2005年没有悬念的还有：球市跌落低谷，亚冠铩羽而归，中邦、国际易手，深圳期待再转让……当看到徐朱同盟这个狂想时，没人笑得出来。狂想没有沦为笑谈是因为，这是资本力量压抑许久之后的一种诉求，这是中国足球顽症的一种歧变。我们痛恨一切形式的派系，它违背了竞技准则，但在这场2006狂想曲中，我们也看到了悖论后的合理性———中国足球难以行进的怪圈。
庄家到底能得到什么？
这和炒股票想暴富一样，谷底是出手最好的机会。
“打个比方，中国足球现在值1块钱，也许还会跌到9毛，但比起以前的5块钱，现在进来实在太合算了。我现在还没指望靠足球来赚钱，3年不够，5年？我等得起。”
入圈不久，这就是朱骏对足球的看法。他和徐明在此时选择扩张的理由正在于此，当然，前提是他们俩“等得起”。以目前两人的身价，联合支撑中超多支球队几年应不成问题，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完全有能力逐步改善所控球队的形象。如此一来，整个联赛的形象势必也会得到改观，那时就是他们收获的季节了。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在他们的统领下建立中超公司，更好地打造中超的整体品牌，日后仅冠名权、转播权就可收回今天的这点投入。这个手法在欧洲联赛都有现成的例子。
徐明曾发誓般表示：“2008年之后我也许会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足球。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
钱对于徐明、朱骏早已只是数字。他们不信在国外赚钱的联赛在中国就只会赔钱。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商人们习惯了成功，不喜欢认输。
中超革命夭折后的变相诉求
徐明不是一个轻易就认输的人，因此一切还得从轰轰烈烈的“中超革命”说起。当时，徐明就联合了除鲁能、申花、泰达外的几乎所有中超俱乐部，并提出了组建中超公司的具体构想，这些构想当时都以“文件”形式公之于世，紧接着，投资人会议一出又一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中国足球似乎就要见到转变。
然而，就在紧要关头，革命派核心成员张海入狱，徐泽宪失势，之后，中国足协的一套组合“太极拳”将革命化于无形，中超不但没有向商业化的中超公司靠拢，反而更加政治地为奥运战略服务。于是，今年中超的市场开发和球市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从表面看来，徐明退出了和足球正面争斗。有人事后透露，徐明当时寻求的有两条道路：新的革命方式（转入地下，秘密扩张）和新的合作伙伴，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统领中超后，才更有发言权。
这时一个朱骏伴着网络神话出现了。
今天，徐明与朱骏之间可能出现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之前一切的一种延续。当然，朱骏的资本要比张海的资本纯正得多。
依仗网络起家的朱骏，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不可能做赔钱的买卖。因此，朱骏很可能早已做好了向足球大肆扩张的准备，或者说有了凭借足球向其他行业延伸的想法，这一切在徐明产业扩张中都有现成的成功经验。朱骏需要徐明的指引，而徐明也需要像朱骏这样的盟友的协助。
资本的利益追求尚未得到满足
为什么朱、徐有联手可能，看看当时的“联名革命”就知道了。资本力量的联合，对资本利益追逐的联合。
如果足球有赚头，这个阵容应该更加强大。云南红塔、四川全兴、广州松日、深圳平安、大连万达、青岛颐中……中国足坛曾经显赫一时的名字都灰飞烟灭，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在经历了职业联赛初期三五年的热度后，纷纷退出。
很多企业不在乎直接的经济利益，比如红塔，一年的广告费不只可以养活一支球队，但最终他们还是毅然退出了，因为足球糟糕的形象与他们完美的企业形象正在背道而驰。
当然更多人退出还是因为搞足球已经开始得不偿失，比如以前地方政府给的大量优惠政策逐渐少了，而俱乐部自身又难以赚到钱。如今中超的16家俱乐部中，更有80%以上想退出，如果不是政府支撑，要退出的恐怕更多。无名无利，甚至背负恶名，还赔钱进去，企业自然要退出。
因为利润萎缩造成的市场真空，在一瞬间就可能成为奇货可居。后来者无非对利润的追求更有欲望，更有耐心而已。
民资介入对抗行政足球的短视
“官本位”的管理思路一直是球迷不齿足协的一个诟病。
“出线足球”曾在中国足坛甚嚣尘上，由此产生的中国青少年队员年龄问题，联赛残缺不全问题，球员训练不科学不系统问题，一直拖着中国足球前进的步伐。
阎世铎时期最大的政绩在于2002年韩日世界杯出线，而为此，中国足球也遭遇了灾难。取消升降级，联赛没有了动力，变得面目可憎。球员水平停滞不前，球市一落千丈，丑闻一再频现。经过“洗礼”的中国足球国字号在去年全线溃败，并最终引发中超革命，中国足球陷入冰点。
而国外联赛的积淀历史告诉我们，具有独立性的联赛体系，完善的俱乐部会制，循序渐进的青少年培养机制创造了现代足球盛世。
商人们的利益驱动，附以科学的管理规程，是市场活力的决定力量。而徐朱联盟的最大合理性，就在于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参与方与打击假球短兵相接
谈到派系带来的害处，大家都已耳熟能详。“派系”最大的危害就是妨害公平竞赛。今年投入巨大、志在夺冠的山东鲁能就曾抱怨，“与实德不在同一起跑线”，实德依靠实德系成员的支持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18分之多。“派系”长久存在，必然会使整个中国足球逐渐失去活力。
“派系”还容易滋生非法赌球。派系内成员按照盘口打比赛，给自己和庄家带来巨大非法收益。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队员们也会逐渐失去进取的动力。
从长远来看，“派系”有百害而无一利。虽然声讨“假球”的浪潮越来越高，但苦于难以获取证据，那句“举报一个，处理一个”的豪言彻底沦为笑谈。
大胆设想，如果徐朱联盟，打击假球可以潜规则对抗潜规则，或许比在外围的行政力量来得更有效率。而现在的打击体制里，缺乏的恰恰是参与方的同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梧桐树协议”，当时佣金制度混乱的华尔街如何能够自律，并发展至今天的金融中心。
以企业家概念替换所谓的“足球产业化”
打着足球产业化的旗号，足协也组建了一系列“红色”公司，比如著名的福特宝公司，然而，这些公司具体的运营情况怎样，明眼人一看便知，中超今年在裸奔中走向终点。而之前中超各俱乐部每年从联赛中能分到的钱也少得可怜，甚至还拖着不给。
当初中超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企业家的概念真正替换足协领导下“夹生”的足球产业化。徐明的中超公司方案，就是完全从国外联赛运作模式借鉴来的。
而徐明身后500多人的智囊团，绝对要优于足协办公室里的那些幕僚，至少在革命中他们已拿出详尽的方案。
如今徐明、朱骏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尽量多地收购俱乐部，无疑是在净化联赛的资本，从根本上扫除组建中超公司的障碍。
徐明语录
“只要有人退出，我就收购。”
“2008年之后我也许会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足球。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
“我当年从王健林手里收购万达，只用了5分钟；从杨肇基手里收购全兴，只用了10分钟；把孙继海‘卖’到曼城，只用了不到20分钟。但这回……”
“我对中国队的比赛不感兴趣，出不出线对我来说无所谓，中国队打科威特队的时候，我也一样没有看。改革跟出线不出线没有太大的关系，出不出线，都非要改革不可。”
“中国足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团结起来振兴中国足球。”
“做一件事情的准备，就像足球场上的越位，早一点会被吹违例，迟一点就失去时机。”对球员说，“我保证你们比以前过得好。”
徐明34岁辽宁人中国致公党党员，高级经济师，现任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大连市商业银行副董事长，省政协委员、常委，省工商联执委，省商会副会长，大连市工商联副会长。资产超过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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