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传统劲旅”辽宁队和上海队十运会衰落透视
“失落贵族”底气仍在
十运会23日在南京落下帷幕，在东道主江苏代表团异军突起、老牌劲旅广东代表团势头依旧的同时，辽宁代表团和上海代表团两大“传统强队”却黯然跌出前3名。曾经的“辽老大”有514名运动员参加十运会，他们共获得31枚金牌，名列金牌榜的第5名。这也是辽宁代表团首次跌出全运会金牌榜3甲。而辽宁代表团的奖牌数和总分在排行榜上也不入3甲。经济后盾强大的上海代表团下滑得更快，他们有676人参赛，只获得26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7位，不过，上海代表团的奖牌数和总分都进入了排行榜的前3名。
“辽老大”栽在老问题上
资金紧缺是困扰辽宁体育发展的老问题。为了备战十运会，辽宁体育虽然历史性地获得了8200万元的资金支持，但与广东体育、江苏体育超过两亿元的投入相比，辽宁体育的“钱袋子”还是紧巴巴的。
缺钱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人才外流、后备人才断档、编制紧缺、科研水平低、训练器材老化、缺项严重等。多年来“积劳成疾”的辽宁体育，其“症状”在十运会上全面爆发，他们只能勉强地完成金牌保5争3的最低目标。
辽宁代表团在十运会尚未结束时，就总结了自己表现不佳的几个原因。首先，辽宁体育正处在新老交替时期，一些传统强项几乎都是老将在勉强支撑。辽宁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韩伟民说，人才老化、教练员在训练和管理观念上已经落后，这使辽宁运动员在很多应该夺金的项目上表现不佳。
其次，人才严重流失使十运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辽宁人打辽宁人”现象。在田径、赛艇、柔道等辽宁的传统优势项目上，很多辽宁人都在为江苏队、广东队摘金夺银。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辛群英介绍，来到南京赛艇场上的运动员有1/3来自辽宁。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孙永言说，以前是运动员自己走，现在是教练员带着运动员走。
第三，辽宁的体育科研比较落后，经费不足，和先进省份差距太大。
“阿拉”没有找到转折点
与辽宁体育缺钱相比，经济实力强大的上海体育在南京似乎缺了点运气。
上海代表团副团长金国祥表示，上海代表团出征前的具体成绩目标是金牌数、奖牌数、总分3项有一个冲进前3名，如今他们的奖牌数与总分均排在第3名，完成了出征前预订的目标。
在九运会上，上海代表团以30.5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第3位。金国祥表示，在十运会上，上海代表团的金牌数落到了第7位，其中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上海的运动员这次压力过重。”金国祥分析说，“九运会时我们也是开局不利，但后来我们找到了转折点：叶冲在男子花剑决赛中击败王海滨夺金。但在十运会上，我们却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转折点。”
从十运会来看，上海运动员在帆船、游泳、田径等不少项目上都开局不利，这给后面参赛的运动员增加了压力。此外，一些优秀运动员也意外“落马”：保持着亚洲纪录的女子撑杆跳选手高淑英连4.40米都没跳过，还有男子沙滩排球、女子散打团体、女足，这些平时在国内优势明显的上海队伍，都在十运会上纷纷失手。
金国祥坦承，十运会暴露出上海运动队的一些弱点，比如教练员临场指挥与应变能力不足。“上海女足与北京女足交手多年，赢多输少。但我们这次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输掉了比赛。这场比赛就暴露出教练员临场指挥的问题。”金国祥如是说。
“没落贵族”蓄势待奥运
虽然上海代表团和辽宁代表团在十运会上遭遇“滑铁卢”，但他们仍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坚实“基石”。
上海代表团虽然只收获了26枚金牌，但他们得到的银牌数和铜牌数分别为48枚和44.5枚，均排在各代表团的首位。这足以说明，上海体育基础的雄厚实力。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体育为中国体育贡献了姚明、刘翔两位旗帜性的人物，他们让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成色更足。
在辽宁代表团的31枚金牌中，柔道、举重、乒乓球等金牌成色十足。这些成绩即便拿到奥运会上也毫不逊色。而在最被看重的3大球项目中，辽宁队除了男排列第5位外，其余5支队伍都进了4强，这更说明了体育大省的整体实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辽宁体育依然是值得倚重的力量。
案例二
西部体育全运会成绩一路“退着走”
“乱采滥伐”应该休矣
十运会已经结束。数据分析反映出，西部体育在全运会中，居然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在与发达地区的“协议交流”中，西部体育遭到了“乱采滥伐”。
西部体育全运遇“熊市”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最近20年来，西部地区在全运会上的成绩，居然是一路倒退，甚至没有“刹车”。
“西部地区”泛指参加全运会的西部12个省市地区。在1987年举行的六运会上，西部体育取得的成绩，“后人”至今不能望其项背。当时，四川代表团和内蒙古代表团跻身金牌榜前10强，他们分列第5名和第7名。
在最近4届全运会上，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团都有大约10个代表团获得奖牌，但他们在奖牌榜上的排名却呈持续低走的“熊市”。从七运会至十运会，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团获得的奖牌总数分别是200枚、171枚、159枚和147枚，金牌总数分别是52枚、48.5枚、46.5枚和31.5枚。在近3届全运会上，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团无一进入前10名。
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团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西部体育与东部体育的“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运动员交流和协议计分制度成了部分东部地区“投机取巧”的短期行为。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对西部体育资源的“掠夺”。
协议交流与计分制度的初衷是让东部的资金、教练员、设施和西部的后备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违背了初衷。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说：“他们是到快‘结果子’的时候才来，是来争夺‘半成品’，这种交流有些急功近利。”
粗略统计一些代表团的奖牌情况，可以证实这种说法。仅四川代表团、广西代表团和云南代表团，就有15名选手代表其他代表团获得奖牌。而在江苏代表团获得奖牌的选手中，有20人是协议交流计分的选手，其中19人来自西部地区。
协议交流不能“抢果子”
武汉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高雪峰教授认为，协议交流是以战术思想去解决战略问题，结果于事无补。不过他也认为，这一举措对提高西部运动员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否则那些协议交流的选手可能连奖牌都拿不到。
西部体育的发展确实存在很多制约的因素，因此，大家不能将协议交流制度一棒子打死，而应该重新解题，进行改革、规范和完善。江苏连岛海上训练基地副主任高扬说：“协议交流与计分制度是在操作上出现了问题，应该对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要严格奖惩制度。”
陕西省体育局局长李明华表示，有些东部地区只有到“全运年”才来“挖”运动员。而一届全运会的结束就意味着双方合作的结束。因此，交流合作一定要摈弃短期行为，应该注重平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对“好苗子”的培养。朱玲说，西部地区最大的困难就是,“苗子”不能成为尖子，而主要原因是教练员训练水平和科研水平较低。因此，有关方面最需要在“好苗子”身上“投资”。
出路在于发展特色体育
专家认为，竞技体育不是体育的全部，奖牌榜不能说明一切。因此，西部体育在全运会上成绩下滑，这不一定就是坏事。不能让几枚全运会金牌遮挡视线，西部体育应换一种观念，换一种“活法”。
广西代表团副团长陈立基说，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不可能在竞技体育上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西部地区本身就应该淡化金牌至上的观念，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拿多少牌算多少牌。
西部地区应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少数几个具有优势的竞技体育项目。陈立基介绍，广西体育正在“灵、小、短、水”等项目上下功夫。江苏省和湖南省在发展竞技体育时，就走出了集中发展优势项目的成功之路。结合当地人才特点，发展优势项目和精品工程，应成为西部地区发展竞技体育的“样板模式”。
此外，西部地区更应该淡化在全运会上比强弱、争输赢的观念，把更多的精力和经费用于开展全民健身，发展特色体育和体育经济。应该说，西藏的登山、青海的环青海湖自行车、新疆的骑马、内蒙古的摔跤等运动和活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而且已经名声在外。新华社记者 刘卫宏 李铮 肖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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