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公司终于要开张了，有人兴奋地宣布。可是物是人非，如果说当初人们还曾热切地期盼着它早日降临的话，现在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更没有人敢看好这个公司的未来。
这是一个难产儿，又是一个畸形儿。整整一年前，在资本的逼迫下，前任足协负责人阎世铎把它当作深化足球改革的重大举措向天下宣示，而按照更早些年头阎某人在推出中超这个大骗局时所画的画饼，这个公司应先于中超联赛揭幕前，也就是两年前就该成立和运营了。可是蹉跎了那么多时，现在中超都已经裸奔一个赛季了，才抛出这根鸡肋，其执政能力之差令人咋舌。
问题还不止于此。公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自去年秋天中超革命失败后，中国职业联赛的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已完全停顿下来。在一切为了０８的虎皮下，在职业联赛是准公共产品的半吊子“理论”下，本来就难逃一个“伪”字的中国职业足球正大踏步地向专业足球时代倒退。制度建设既已荒废，市场环境更严重恶化，在这种背景下炮制出的中超公司只能是个怪胎，福特宝公司的翻版或一件马甲而已。
先有基于市场经济准则建立的职业联赛，然后才能有经营这个联赛的现代企业，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既然谢亚龙先生把职业足球定义为准公共产品，并像他的前任那样极度恐惧职业足球联盟的建立，那么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中超公司。拟议中的中超公司只是中超商务开发的代理商，对于中超联赛的运营缺乏基本的话语权，这样，即使聘请斯特恩、伯尼甚至韦尔奇那样的经营奇才来担任ＣＥＯ，可就是神仙也架不住足协动辄宣布停止升降级或实行南北分区赛的瞎折腾。
暂且不论按照法律，像中国足协这样的政府机构或社团组织是不是能够设立赢利性的经济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明晰产权关系，中国足球却始终是一笔糊涂帐。福特宝就不说了，这个中超公司说起来是个股份制公司，或许还会有董事会、监事会乃至独立董事和外籍ＣＥＯ、ＣＦＯ等一大套花里胡哨的东东，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由中国足协一股独大的官办企业。
具体来说，中超公司作为经营、开发中超联赛商业价值的经济实体，理应由中超联赛的各投资方发起设立，具体由中超委员会组织实施。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从设不设立，什么时候设立到具体的公司章程、股本大小、股份分配比例以及董事长、总经理人选等一应大事都完全由足协这个行政机构说了算。当然在形式上，一切都会摆到中超委员会桌面上讨论通过，可是在参加这次香河会议前，各俱乐部老总既不清楚会议的主题，更不曾研究过足协炮制的那堆文件，事实上谁都清楚，他们没有说不的资格，其角色就是充当那枚橡皮图章。
中国足球早就沦为政绩足球，也是中国足协一个部门的自留地，因此它想怎么搞，谁也奈何不了。只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民主经济，人们有用脚投票的权力，一个人的游戏既很无聊，又根本玩不下去。连年穷兵黩武之下，现在中国足球国库空虚，无力支撑年复一年的豪赌出线工程，必须寻找新钱途。可是，足协既要尽可能多地圈钱，更担心大权旁落到徐明之类的“野心家”手里，于是这个经营存量资产就超过１个亿，整个产业链至少有１０个亿的中超公司注册资本只有区区５００万（一说３００万）。
足协这么做的小九九又瞒得了谁。曾经穷得只剩下钱的足协现在囊中羞涩，只拿得出几十万现金，却偏要当大股东，也就只能把蛋糕往小里做。在这里，中国足协再度把一个部门的利益凌驾于整个的中国足球事业之上。对于这样的官场恶俗，局外人当然无可奈何，只是不知未来，只有５００万资本金的南勇董事长如何去与西门子那样的跨国巨头平等地洽谈合作，也不知南董凭什么到银行申请几个亿的授信额度，更不知中超公司猴年马月才有资格申请公开上市，让股东们的钱溢价Ｎ倍套现，那可是当初阎世铎先生竭力推销中超概念时所开列的最大一张空头支票。(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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