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次预演，第十届全国运动会10月12日至23日在江苏举行。12天里，发生的问题几乎囊括了当今体育圈的一切丑态，黑哨、偏哨、斗殴、下跪、内定冠军、兴奋剂……
■它留给运动员、教练员一个问号：我们为之拼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它留给地方体育官员一个问号：斥巨资用尽气力完成的全运会的金牌指标，除了让自己坐得更稳当，还给当地的体育发展带来了什么？
■它留给媒体和民众一个问号：全运会带给我们的是快乐还是失望？
■它也留给体育事业的管理者一个问号：中国的体育事业该如何走？
也许这届全运会将以这样的定义被历史记录下来：这是丑闻和黑幕发生最多的一届中国运动会。
孙福明事件得以重赛，是因为她实力太强，而比赛看起来又打得太假。而本届全运会还有更多看似真实的假赛和无法重来的耻辱。
丑闻回放
跆拳道，这个项目的比赛3天进行了111场，其中运动员弃权了26场。赛后运动员都表示，弃权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很多运动员表示并不愿意放弃比赛，但队与队之间的协议交流让他们不得不放弃比赛，服从整个代表团最后的利益。
最先发生骚乱的，是全运会的摔跤赛场。这个早于全运会开幕就举行的比赛项目，虽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社会反响，但多名运动员对着镜头竖起中指表示极度不满，官员不满怒骂裁判的镜头，被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钟玲，广西的艺术体操运动员，她赛后对媒体说，“国内比赛，基本上每次成绩都是事先定好的，每个人该拿什么分数，都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你看这次比赛，裁判面前电脑上的分数早就打好了，有的甚至根本不看比赛。”本届全运会钟玲得到一枚铜牌。她说，“早在十运会比赛的一个月前，教练就已经告诉她不可能得金牌了。”这位成名已久的运动员甚至表示，她从此不会再与艺术体操这个圈子有任何关系。
孙英杰，这位中国女子中长跑项目的当家花旦之一，在夺得女子10000米的银牌后，立即被查出A瓶尿样呈阳性，被取消成绩。而就在10000米比赛前两天，孙英杰刚刚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上实现了三连冠。在如此的赛程安排下，要干净地拿到马拉松和10000米两块金牌，孙英杰就得在要金牌还是要命的问题上做出选择，看来她选择了后者———不管是否自愿。而且我们没法判断，孙英杰本人是否知道吃禁药，她也可能是受害者。
此外，东道主选手黄旭，在吊环项目上以极微弱的优势夺冠；男子网球团体决赛中的争议判罚等等都备受关注和质疑。
这些只是本届全运会中的一些个案。
从奥运会到全运会
1958年中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也同时退出了很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断了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活动，只剩国内一个竞技赛场。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后，各省市都建立了专业队，开始了竞技体育项目举国体制的训练。那时候的标语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全民体育的观念尽显。
随着1979年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的席位，国家竞技体育的目标瞄向了奥运会赛场，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变味，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奥运会进行。作为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大型赛事，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只保留了奥运会有的项目。全运会成为了国内选拔奥运选手的重要练兵场。奥运战略成为了中国竞技体育的重点。
其实作为一个地方体育局，它的工作职能应是统筹一个地方体育发展的规划。“但因为全民体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其工作成绩好坏很突出地体现在竞技体育的成绩上。”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对记者说：“最后总局对地方体育工作的评价，变成了根据竞技体育的成绩评定，包括奥运成绩是对国家体育总局工作的评判，也都是这样的评价体系。”全运会成绩的好坏，是衡量地方体育局官员政绩的唯一标准，它直接影响着这些体育官员的政治命运。
金牌背后的利益链条
各省市体育局的任期和换届，基本都是围绕全运会的日程进行的。
每一届全运会结束后，紧接着就是进行换届选举，当届全运会的成绩直接影响到本届局长及各层体育领导是否能留任或提升。而下一届全运会的金牌任务和指标也随着新一届领导的就任而产生。
之后四年中，全局上下，从局长到分管项目的负责人都围绕着这个新的目标部署计划和安排工作，包括是否要引进外省优秀运动员、对哪一个项目应该增加投入、哪一个应该减少，从中体现出领导者的统筹和管理能力。
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如何用现有的人力、财力在全运会中得到最多的金牌。“各省市会以本省市的优劣为根据，进行战略布局，保自己的优势项目。甚至劣势项目也会去盲目加强，去寻求金牌的可能性。”最早对国家体育制度进行调查，并著书《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告诉记者。“谁也没说过，全运会是考查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这是潜规则。”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对记者说，“这个潜规则把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同政绩相连，牵涉到领导的升迁、退休以及省里的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难说涉及面有多大。”
对于运动员来说，代表国家征战奥运的机会少之又少。但练这么多年，付出了那么多，能在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得到省里的奖励自然也是不错。
据了解，很多省市为运动员开出的金牌奖金从2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加之房子汽车，有些奖励甚至超过了奥运金牌选手所得。
而对于教练来说，现在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 效益工资，有成绩的话，就能得到和运动员对等的奖金。一旦成绩不理想，会直接影响到其待遇。如果成绩理想，来年会得到更多该项目的发展资金和领导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没有走市场化的项目，更是靠全运会活着。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介绍说，“国家还有相关规定：获得奥运前8名、亚运前6名、全运前3名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大学学习，世界大赛的冠军可以免试升入硕士。此规定对其教练也同样适用。”
而对于省市领导来说，全运会比赛已从一个单纯的技能、经验较量，变成了省和省之间的较量。体育已经超越了体育本身，变成了省与省之间竞争实力的一种展示，一种省内经济发展的显示，一种攀比。金牌可以为他们带来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公关上的利益。
虚假比赛是这样完成的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全运会变得像一场鱼汛一样，汛期一到，大家就去张网捕鱼，如果这时候捕不着，就得再等四年。
为了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政绩，各省市队想尽了办法。那么虚假比赛的幕后交易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个没有想像得那么复杂，甚至可能是正大光明的。”北京奥组委新闻处处长徐济成对记者说。对于跑体育的记者来说，这些幕后运作都是全运会中“正常的现象”。一位跑了多年全运会的老记者在回答记者关于“很多比赛结果都是事先被安排好的？”的问题时，立刻说，“那当然了。”
据一些记者透露，通常情况下，假赛的政策由那些在前方带队的人把握。这些人有决定权，只有得到了他们的允许、默许、指使，教练员和运动员才敢做。但要做得漂亮，就得看运动员、教练员的了，只有他们最懂得技术，懂得怎么输最真实。如果想输得体面，又实在没有什么好对策，那就直接“因伤弃权”，孙福明的输法，的确是非常罕见的。
但也正是孙福明的出现，让公众知道，其实运动员的骨子里并不想输，一种本能的欲望让他们知道自己要为荣誉而战。尽管相对于上层来说，运动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自己的前途和钱途，也为了继续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孙福明“假摔”事件与赛制漏洞也有很大的关系。
过去参加全运会都是以省为单位，并有严格的户口限制，一个省有多少资源就只能做多少事。运动员拿了冠军也没什么钱，就像完成了一个任务一样。后来，改革把原有的经济基础打破了。规定了项目弱省可以到别的人才富余的省市买运动员，卖出的省份能得到一定的报酬。这就是中国非职业体坛的运动员交流。
在急功近利的中国竞技体育圈里，长线投入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直接买进好的队员就有可能给省里加分，还能完成领导政绩。这种交流也让拥有人才的省市提出很多条件，比如我给你一名队员，但如果在决赛中遇见，你要输我一场等等。
并不是说“协议交流”、“双记分制”是完全不可取的。在制度出台之初，确实起到了帮助落后地区提高竞技水平的作用。曾有位西部地区的体育局官员表示，“我们要权衡利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交流方式，有时候就算明知道吃亏也没有办法。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换来换去了，如果改变现有规则，那我们的一些弱势项目就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了。”
但是，在全运会发展过程中，各省市队越来越重视对金牌的追逐，眼前的利益高于一切，“协议计分”和“双记分”成了捞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据不完全统计，东道主江苏省在14个大项中引进了60余名运动员，这些人的成绩对于江苏队来说几乎全是额外加分。而江苏也在本届全运会夺得了金牌和总分的第一名。
山东省将承办第十一届全运会，但十运会的结果和规模让他们很为难。“听说山东代表团在发愁：下一届怎么搞？山东对十运会的投入很大，成绩也很好。可是下届能超过这一届吗？”一位和山东代表团高层有接触的记者说。
真是悲哀！失去了真正重心的中国体育，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搞全国运动会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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