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王三同报道 球队转让就是商家打劫当地政府的好时机、好题材，因为足球在目前国内某些地方已超越了一项体育运动的内涵，其外延已延伸到社会稳定的高度了，某些商家正以此欺负政府不敢对濒危球队置之不理的心态，要挟政府给予企业的某种优惠政策后再出手接手球队。目前的冠城转让似乎也正处于这样的牌局。

　　有商家趁机打劫

　　让我上市就接手冠城

　　“90万欧元一个赛季？”卡尔·魏冈，这位马来西亚足协的德国老顾问阅历过人，但饶是如此，当他听说申花队给阿尔贝茨的年薪时，他还是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中国的俱乐部真能够挣大钱？”他随后了解到，一些中国大企业往足球上投入巨资，一般都能得到当地政府在税收、用地、项目上的其他更大优惠时恍然大悟，他甚至马上就触类旁通：“如果一条海豚被要求跳舞，它当然想要管理员往嘴里扔两条小鱼了——尽管海豚跳舞时消耗的体力还消化不了这些鱼的卡路里。”

　　正像某些广州商家想利用足球“打劫”广州有关部门一样，有一家川企也曾动过这样的想法：以一个上市名额作为接手川足的前提条件。这样的“前提”在国内其他城市奏效过，一支中甲球队在五年前就这样嫁了一个好郎君，但这事放在目前的四川却行不通了。自从职业联赛开始，投资足球的企业都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方面扶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四川足球来说，1993年11月8日宣布投资四川足球的全兴集团，虽然一直没有公开过他们获得相关部门的具体“优惠”，但这肯定是无法忽略的战利品。抛开实质性优惠不谈，在四川足球还在全兴手上的时候，当地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都到现场观看过球赛，其中一位领导的夫人还在1995年的保级大战中因过度担心球队安危而致心脏不适，被送往医院救治。政府领导的态度也让全兴在发展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后来随着政府相关部门的观念变化，这样的优惠在不断减少。

　　最为致命的打击来自2001年。当年国家税务部门对烟酒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对白酒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式。以2000年白酒行业产量500多万吨计算，新政策执行后白酒企业仅在销售环节按量增缴的消费税额就约为50个亿。一位当事人现在回忆往时透露，以最初全兴投入足球时一瓶酒收的税而言，至2001年已经升幅达100％。

　　政府烟酒税的大幅度调升，白酒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果类酒（如葡萄酒）的兴起，从政策环境到市场环境的变化最终让全兴不堪其荷，作出了退出足球的决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下，相关部门已经不可能继续给全兴更大的优惠，这是符合现代化政府职能精神的。与此同时，成都足球的最大投资者成都卷烟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和全兴不同的是，直到2003年，他们才获得成都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答复——可以退出足球。

　　因为传统习惯的原因，政府相关部门或者领导的言行对一个行业的影响非常大，这一点，在过去的四川足球中体现得很明显。相关部门的领导几乎具有登高一呼投资者云集的效能，这曾经是四川足球的幸运。2000年四川全兴主场迎战山东鲁能时，一名四川省领导到现场看了比赛，次日仅有一家成都的报纸未在体育版上提及此事。为此该报进行了严格的内部处理。新闻界如此，何况足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四川足球最高峰时段，那时四川大学的一名教师就指出，足球要得到全面恒定的发展，最好少一些“足球省长”，他认为“不管是从政府官员的角色看，还是从足球本身的一些规律来说，足球都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长久。”现在的状况接近于他希望的现实，从2005年11月8日宣布冠城甩卖以来，没有一位四川省的高层政要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也就是说，足球和其他行业一样，四川当地相关部门已经第一次当成了“企业问题”，四川足球，不再是“城市英雄”，而和街头上的任何一个商店一样，要自己承担市场风险了。

　　电影《电子情书》里，当受人们欢迎的拐角书店受到超级大书店的威胁而面临关门时，几代读者民怨沸腾，他们抗议，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拐角书店。请注意，那里面没有一个人要求纽约市政府向超级大书店施压，把市场份额让给人情味极浓的拐角书店。这个细节，是一位四川老球员昨天回忆起来的，经年累月的生活已经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足球俱乐部，和一家卖饴糖的小店，或者一个烧烤摊一样，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有多少人喜欢或者憎恨，都只有市场自己决定它们的去向——而不是“居委会的大妈”。群众爱川足？但川足2001年被大连接手的现实就说明，当地爱川足的人数还不够，不足以在市场上促使相关企业出手。

　　川足叫卖，球迷万人签名，对于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干涉足球俱乐部的转让，成都有学者引用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索尔·帕特的文章片断来说明——即使他本身也很喜欢四川足球，“政治在过去是研究一些事情，现在是研究每一件事情。过去形成政府的主要权势集团是商业、劳工和农业，现在权势被分成1000种响亮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必须倾听和调和。”真的需要倾听每一种声音并做出政府的调节吗？帕特的答案却是“不”。

　　面对还没有四川企业站出来接手冠城的事实，一些四川足球的资深人士不但感叹足球自身环境冷清，也对过去那段风光颇为怀念。实际上，把足球作为四川或成都名片的时间，远远要追溯到2000年之前，当时成都五牛还办有队报，一直把成都五牛定位为“城市名片”。但对于目前整个四川和成都来说，足球已然淡去，“名片有很多，不单是足球”。一直把足球和政府官员区分得很开的是原来的主教练塔瓦雷斯，一看到有官员来到休息室，老塔当即就会做出头疼状，这个信号很明显：他不喜欢外人参和他的足球。所以一提到塔瓦，大家虽然说他是一个“烂眼”（四川调侃方言，接近“流氓”之意），但是都公允地表示，“他改变了一些事情。”

　　老塔改变的仅仅是方寸之间的休息室，不能改变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中国人的传统思维。1993年的11月8日，全兴开始投资足球，允诺每年投入100万，最后的结果是越投越多——当然他们获得的社会声望和实际利益也随之增加，那时候全兴即川足，川足即全兴，水井坊这个品牌也是以俱乐部改名的方式一炮走红。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无数巧合，12年之后的同一天，四川冠城也召开了一个发布会，面向全球进行甩卖。入世出世，川足的今天不但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也是地方政府施政观念和足球俱乐部正常化的一个标志——地方政府不再把四川足球作为地方的名片了。

　　商家在耐心等待

　　不和精明的实德侃价

　　从四川省有关部门的角度来说，目前他们已经很难从行政上“指定”某家企业接手川足，也不能给予像10年前那样多的优惠条件了。但是，还是有不少四川企业有心和足球结缘。一家大型企业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认为，眼下的中国足球正处于最低潮时期。“实际上，现在和1993年全兴签订赞助合同时，环境也相差不大，足球始终还是能够回暖的。”他没有提及的一点是，在这个时候介入四川足球，几乎可以肯定在四川相关部门和社会上获得好感，对企业的发展不无裨益。相关川企甚至已经准备好了班子，准备接收冠城，完成新一轮的重组。冠城客场打重庆时，中超2006年的准备会也在北京进行，当时代表川足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吕枫，而在那个时候，“四川队已经回到四川人民怀抱”的调侃就已经出现在该会议中，与会的一些老总在和他开玩笑。

　　对于一些志存高远的川企来说，和托管方（而不是实德）谈判的好处有两个：第一，在接手资金上得到很大的优惠。在目前实德的开价中，球队卖3000万，球队加上基地的总价值是9000万。这个价格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拿出来的大数目；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很多川企都担心，以实德的精明程度，如果要和对方侃价的话，对方很容易用“支援川足新赛季保级”的名号继续保持“实德系”的建制。也就是说，新俱乐部仍然无法保持彻底的川味。或许实德也收到了这样的风声，上周实德高层与四川高层的北京密会中，唯一坚持的就是不能托管。

　　几年来，实德系的有些做法确实让四川足球寒心。如果继续和实德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俱乐部和眼下的冠城没有多大的区别。尤其是大连长波改名为西藏惠通之后，昨天宣布新赛季冬训地点仍然选择在四川蒲江基地，这个细节让四川足球人人心惶惶，他们中不少人怀疑，长波甩卖之后和大连实德的关系仍然藕断丝连。难道今年冬训，冠城、实德和长波都将在蒲江“同流”？

　　在冠城宣布全球甩卖的时候，行内还流传一个说法，实德并不想轻易拆散实德系，因此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新任川足接手者联合，需要更深一层的秘密谈判。行内的传言甚至言之凿凿，认为实德在新赛季仍然可以和6到7家俱乐部达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如果前来接手的企业接受实德的一些计划，就可以获得人员或者价格上的绝对优惠。不过，实德对这种传言也不屑一顾。但是，长时间坚持3000万以上的价格不放松，似乎又让外界对实德卖冠城的真意产生了一定怀疑。

　　一位老球员正在帮助冠城寻找买家，问及四川省内一家大企业为何还不出手时，他的回答同样意味深长：“徐明是大佬啊，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日前传说和川足转卖走得很近的两家川内企业，没有从任何渠道与冠城取得联系。

　　失去了政府的“调控”，一场并不纯粹的商业战在11月8日后已经展开了。对于川企来说，和锱铢必计的实德较量，过程不会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尤其是这个“利”，实德还不简单看成是转让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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