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东北男孩第一次来到深圳。他在贪婪地呼吸着南国温润空气的同时，也在忐忑地面对自己的足球人生。亮相战，他就“贡献”了一个乌龙球。走下赛场的他有些懊丧，更多的是惴然。他向每一个老队员都毕恭毕敬地问着同一个问题：“哥，你说我踢得怎么样？”

　　　 2005年，他开着宝马跑车，出入深圳最高级的娱乐场所；他在深圳最具小资情调、当然也是最贵的片区买了豪宅；他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他甚至几度在中国足球岌岌可危的时候扮演英雄角色；他拥有很多疯狂的追星族，在非足球领域也拥有了一定地位(深圳市政协委员)。他有资格、也有霸气对任何一个队友呵斥：“你这球是怎么踢的！”

　　这就是李伟峰的7年，他成功地从一个青葱少年，成长为举足轻重的球星。而这7年间，从来没有哪一年像2005年这样，让李伟峰伤透脑筋。在这一年里，他无数次面对艰难的选择——爆发还是沉默？积极还是消极？温顺还是暴烈？最后，他决定离开。

　　队长袖标：

　　戴上还是摘下？

　　其实如果一切顺利，李伟峰应该在2005赛季开始前就离开深圳了。他和上海申花两厢情愿的“联姻”，因为足协限定中超球队国脚数目而夭折。这个意外，直接导致了李伟峰2005年的尴尬。球队内忧外患，他去意已决，但是由于合同迟迟得不到落实，他还是只能留下。“难受”的李伟峰只能用一个决定来表明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拒绝再当队长。

　　李伟峰的这个决定，是出于对俱乐部动荡的无声抗议，还是一种自我保护？谁也说不清楚。反正从2005赛季第一场中超联赛开始，“大头”的胳膊上就没了那个袖标。自朱广沪入主深圳队后，李伟峰就是深圳队的队长。他的队长生涯，恰好暗合了深圳队从保级走向辉煌的历程。或许是预见到了深圳队2005赛季的一泻千里，或许是不愿再背负这个沉重的担子，李伟峰选择了退出。“我再也不会当深圳队的队长了。以前我当队长，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为队员说一些话，但是现在，我说话的权利没有了，所以再当这个队长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现在仅有的愿望就是，希望在深圳人的心目中，他们能够认同我这个队长在过去五六年间的表现。”李伟峰的这段告白里，已经有着浓浓的别意。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决绝。2月的A3联赛，在对阵横滨水手一役中，戴着队长袖标的李毅被罚下场。走出赛场之前，李毅习惯成自然地将队长袖标交到了李伟峰手中。李伟峰接了，可是随即，他就像扔出“烫手山芋”一样，将袖标给了张永海。那接过袖标又交出袖标的一刹那，是不是“大头”内心挣扎的写照？此后，深圳队曾经出现过一场比赛换了N个队长的“闹剧”，可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李伟峰还是一次次推开队友递来的队长袖标。

　　之后无数次面对记者的敏感问题时，李伟峰都会用一句话来应对：“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还是问队长去吧。”调侃之中，有些许的落寞和难言的无奈。

　　球队危机：

　　出头还是躲避？

　　其实，交出队长袖标不过是个信号。在那之前，李伟峰已经打定主意——2005，我选择低调。

　　新赛季合同迟迟不落实、俱乐部的“限薪”政策、球队训练条件差、奖金许久不见踪影……这一切，李伟峰不是没有怨言。有一段时间，他见到熟悉的记者就倒苦水，但是李伟峰始终把握着那个“度”——苦水只限于“内部交流”，争取媒体的最大同情，但是绝不能惹是生非。

　　9月1日，深圳队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罢训事件。除了外援，队员们都没有参加正常的训练。但是在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事件里，李伟峰还是竭力亮出了置身事外的态度——全队当中，只有他在事前递交了请假条。也就是说，他的不出现是有正当理由的，是和“罢训”无关的。事后说起那时的处心积虑，有记者跟李伟峰打趣：“你太‘贼’了。”李伟峰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熟悉深圳队的人都会记得，李伟峰曾在球队的多个“历史关头”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但是2005年，李伟峰不再出头。他选择躲在别人的身后，躲在是非的远处，静静地旁观。甚至在球队的多场重要比赛中，“有伤在身”的李伟峰都选择作壁上观。

　　球场风波：

　　老大还是球霸？

　　2005赛季中超第二轮，深圳队和重庆队的比赛中，在球已完全出界的情况下，李伟峰突然伸出右手，对着重庆队后卫吴庆右脸就是一巴掌；第四轮客场对山东，李伟峰情急之下掐队友陈永强脖子的照片，成为第二天各地媒体体育版的头条；8月10日的足协杯，李伟峰在失球的情况下，大声斥责张永海、马里科等队友……

　　这一幕幕闪过，恐怕所有人都会联想起2005年中国足坛那个流传甚广的新生名词——球霸。“球霸”是迟尚斌和球员矛盾的产物。当时，深圳队球员因为对主教练迟尚斌不满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最终大迟和他的教练组黯然离队，董事长杨塞新请辞……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迟尚斌随后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和董事长杨塞新一道炮轰球队大佬，并给那些球队大佬定性为“球霸”，即：具有操控球队比赛的输赢，操控主教练的去留，甚至操控总经理乃至俱乐部高层意志能力的大牌球员。毋庸讳言，其矛头直指李伟峰。戴着“球霸”这顶帽子，李伟峰的日子必须更加小心翼翼。无论是在场上招呼队友补防，还是场下和队友一起吃饭，李伟峰都脱不掉“球霸”的干系了。此后，因为在东亚四强赛上得到红牌，李伟峰又被足协某领导斥为“痞子”。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李伟峰一时间负面新闻不断，不得不通过一封“公开信”道歉。

　　喜欢李伟峰的人，是真喜欢。从身体条件、防守经验、头球绝活等角度说，李伟峰的确独领风骚。况且，球队的后防中坚必须有点强硬、有点霸气；讨厌李伟峰的人，是真讨厌。在他们看来，这种神经质、冲动型的队员不适合当核心。心理如孩子般变化莫测的他，在一些重大比赛中，既可能成为巩固球队后防线的一把铁锁，也可能成为瓦解球队整体部署的一枚定时炸弹。

　　李伟峰就是这么极端，你很难界定他的指点江山是霸气十足还是颐指气使。而“大头”本人，对于“球霸”这个称号也已经能够处之泰然了。或许，他面前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换了新东家后，他该如何面对从“球霸”到“外来户”的落差？

　　面对记者：

　　克制还是肆意？

　　在深圳队，杨晨面对记者有理有节非常配合；李毅心直口快，一句“我的护球像亨利”，让他当了一年的笑柄。那么李伟峰呢？“我既不会像李毅那样嘴上没有把门的，也做不到杨晨那样的好脾气。”于是，李伟峰每每面对记者尖锐的问题，都要做“克制还是肆意”的选择题。

　　浸淫足坛这么多年，李伟峰其实早已在对待媒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即使在“迟李党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伟峰也没有说出一句授人以柄的话。但是在李伟峰的内心，克制与冲动、理智和鲁莽一直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绝不是周伯通的“双手互搏”，因为这不是李伟峰本人能控制的情绪，而更应该贴切地形容为令狐冲身上的八道真气。这些“真气”横冲直撞，既能对敌人形成可怕的杀伤力，也会随时做出一些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行为来。“著名”的辱骂记者事件就是例子。当时，李伟峰正值2005年最黑暗的日子。在东亚四强赛得到红牌和停赛处罚，刚回到深圳，“体育总局建议足协追加处罚”的消息又不期而至。心烦意乱的李伟峰在足协杯赛中，先是在场上与队友起争执，接着又在赛后与一位深圳电视台记者起冲突。当记者就足协处罚一事向他求证时，李伟峰脸色大变，对着平时称兄道弟的记者怒吼：“滚！”他怒不可遏爆发的一瞬被那位记者手中的摄像机一一记录。事后，李伟峰没用多长时间就琢磨出味儿来了，他马上向记者道歉。在那盘录像带被若干媒体极力争夺继而“洛阳纸贵”的时候，李伟峰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惊出一身冷汗的李伟峰暗下决心，今后要努力让自己学得更加圆滑、玲珑一些。但是如果那一幕重来，李伟峰就能够微笑着对记者说“对不起，此事我无可奉告”了吗？那样的他，还是李伟峰吗？

　　场内场外：

　　敬业还是逍遥？

　　无论对李伟峰的为人有多少争议，但所有人都无法否认一点——在训练场上，李伟峰很主动，很敬业。留洋英国的那一段时光，是李伟峰不愿回首的黑暗日子，但是那段经历至少让李伟峰学会了如何做一个职业球员。2005赛季，深圳队浪费了太多时间在场外的斗争上。出于对迟尚斌的抗拒，球队的训练很长一段时间不系统。直到现在，明眼人还是能看出这支球队骨子里的羸弱和透支。然而即使在最动荡的日子里，李伟峰都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一点，李伟峰比谁都看得明白：“天助自助者，我荒废了训练，毁的是自己。”

　　训练场上，李伟峰一丝不苟地和自己较劲；但是走出训练基地，李伟峰选择了一条和队友不同的生活轨迹——

　　作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李伟峰不仅正式调入户口成为“深圳人”，而且还在5月成为深圳市的政协委员。当时“球霸事件”正沸沸扬扬，李伟峰以西装笔挺的形象出现在深圳媒体面前，似是对流言蜚语的一种反驳。他参加了深圳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还就球队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提案。

　　作为著名球员，李伟峰得以成为天津某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董事。他的专卖店在深圳连开两家，他还将价值300万元的产品赠送给球队，在深圳队无米下锅的情况下，这被看作是“第一笔赞助”。

　　政客？老板？这些当然不是李伟峰生活的主要基调。但是“大头”说，他至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生活里不是只有足球”。

　　现在的李伟峰迷上了高尔夫。闲暇的时候，他会约上三五好友，去深圳的各大高尔夫球会挥杆。当被问及水平如何时，李伟峰说了一句实话：“我发挥好的时候水平还行，但是我最大的问题是太不稳定。我也说不准，自己什么时候能打好，什么时候就是一塌糊涂。”

　　一语成谶。没错，这就是李伟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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