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革命的火车头。当“黄埔一期”的理论研讨酝酿成熟，大伙有了心理准备后，谢亚龙“亮剑”了。从稍纵即逝的剑痕隐隐看到了他的剑术。

　　谢亚龙第一次“亮剑”不是把剑指向敌手，而是指向本门“邪气”———在媒体面前自报“四差一慢一弱一多”的家丑。这很需要勇气，按常理，捂住家丑不报，内部重修家风是正路。他的发言可能会被理解为“全盘否定”前任进行了数年的工作，也可能会被一些行家讥为“瞎掰乎”。

　　猴子之所以比人笨，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红屁股露在外面是丑的，反以为荣。用遮丑布盖住屁股是猴子向人类进化的重要一步。

　　谢亚龙有勇气承认家丑，这是一次进步。

　　他的发言多引用自身调查研究所得的数据，孤立来看言之有理执之有据，少了阎世铎言必有典和一鸣惊人的空洞。

　　谢亚龙剑之所指乃北京奥运。

　　在谈到国家队和联赛利益时，他发明了“布拉特困局”这个新名词。目前，中国足球却面临着“谢亚龙困局”———一方面要保住联赛的眼球，另一方面要完成奥运任务，但两者间又充满着矛盾。理论的辩证法在此时显得很软弱，而实践的辩证良策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昨天研讨会总结时，谢亚龙重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制度层面鲜有涉及。本人认为，对中国足球而言，制度的问题永远不能忽略。“三从一大”不能很好地执行下去，难道不能从制度层面找理由吗？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了升降级，在制度层面我们找到了一条避免“渝沈之战”再现的杀威棒了吗？

　　制度和技术谁将负责？这也属于“谢亚龙困局”的范畴。·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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