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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操队前代总教练 杨明明
编者按：“两健一杨”——张健、高健和杨明明，曾亲如兄弟般地共同奋斗过。也正是在他们的率领下，上世纪80年代起就培养出了李宁、楼云、童非、黄玉斌等一大批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共同开创了中国体操的辉煌，当年被誉为“三驾马车”。斗转星移，事过境迁，现在三人各处东西，张已退位，杨在海外，唯高健仍肩负重任。
中国体操目前状况不佳是不争事实。令人担忧的“滑坡”在继续……“滑坡”不单是表象成绩的反映，而是暴露出内部种种问题。
杨明明，中国体操的见证人。生命中的六十年有五十年奉献给了体操事业，可以说，他从血脉里熟悉和了解中国体操，对体操的挚爱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日前，这位曾担任过中国体操队副总教练、代总教练及上海队总教练的杨明明特意为本报撰文，他说自己是“用心写下这些文字”，笔锋所向，触及弊端，值得人们作一些思考。
1990年我离开中国体操队时，遵循了“去臣无怨辞”的古训。今天的祖国，经济社会已经开始快速并逐步有序地发展。三年前，抱着“为中国体操再做一点事”的想法，我重归故里，执教上海队。未料开心而来，寒心而去。
如今合同期满，回到了洛杉矶的家中，一晃一月有余。在此期间，不断有体操界的老朋友询问我回国工作的感受。想来一言难尽。今天就借贵报一角谈谈我在国内没有来得及说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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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大国形象荡然无存
2003年，中国体操队在世锦赛上曾获得了5枚金牌，成绩可谓辉煌。但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队团体掉到第5，女队团体更惨，仅得第7，整个队伍仅在单项上获得一枚金牌，此役被称之为“雅典失利”。一年过去了，从2005年11月的墨尔本世锦赛上的表现看，中国队虽获得2枚金牌(比雅典奥运多1枚)，但总的印象是：在雅典的队伍是有实力，但失误多；在墨尔本的中国队则是整体实力明显下降，昔日体操大国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男、女全能方面完全丧失了竞争力。男队只派出梁富亮一人参加全能比赛，仅获得第7名。就以十运会上获得全能冠军的吕博与获得冠、亚军的日本选手相比，在动作难度、技术规格方面差距甚大，难以参与竞争。女队尽管派出最强阵容，但在全能预赛中，十运会全能冠军张育菲仅列11，张楠为第21。由于缺乏竞争力，女队干脆放弃参加全能决赛，为此还引起了很大的不良反应。全队在全能项目已失去了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团体实力的下降。
2、单项上的夺金点已经所剩无几。虽然肖钦成熟了，以绝对优势获得鞍马冠军，程菲以“程菲跳”修复了女队多年的“瘸腿”，夺得中国女队首枚世锦赛跳马金牌，这固然是值得庆幸的喜讯，但这决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增添了两个新的夺金点”，而应看到这就是目前几乎仅剩的两个夺金点了。李小鹏的跳马、双杠，杨威的全能，董震的吊环，范晔、张楠的平衡木等项目，在一年前，都是可夺金的强项，现在我们很难指望他们在2006年以至2008年还有夺金可能。
从十运会比赛看，虽然有一些新人出现，但距离奥运夺金的水平还相差很远，情况很不乐观。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体操界决策层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媒体也没能掌握很多真实的、深层的情况，更不可能把这种滑坡现状如实反映出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体操已经到了必须正视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紧急时刻，以尽早求得领导的重视，求得所有关心体操人士的支持，尽快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否则到了2008年，中国体操队将会无颜面对国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体操界确实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我在实践中感受很深。在此择其主要逐一列出，与大家商讨，供决策者参考，以尽我对祖国体操运动的一份关切情意。
2
不团结，贬重臣，败象也
队伍内部不团结。首先是国家体操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尽管媒体早就提出国家队总教练黄玉斌被“架空”的议论，后来遭到“权威人士”的否定。但实际情况是，黄玉斌确实被架空了。雅典奥运后国家队以男女教练组长分工负责制取代原先的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后，作为总教练黄玉斌在所有关于队员、教练的调整分组，比赛的组队，计划的研究等重大事宜上均少有发言权，更无决定权，甚至在党校学习后，差点被调出体操中心。由此黄一度产生辞职出国与家人团聚的念头。中国体操男队在世界性大赛上，曾7次获得团体冠军，其中5次是黄玉斌作为总教练带队夺取的。43名体操世界冠军中有16名是他的弟子。对这样一位有大功、无大过，训练、管理有独到之处的优秀教练，在过去一年中，长期处于被架空地位，这种情况怎能再继续下去呢？古人云：无大过而贬重臣，此乃败象也。
国家体操女队教练班子长期不团结，在体操界早已众人皆知。雅典奥运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为加剧，以致发展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地步。有些培养过世界冠军的优秀教练，因为不被掌权者看上，在最近的分组调整中遭到冷遇。在男队，某些既无业绩又无能力的教练却因亲近掌权者而被委以重任。除了总教练黄玉斌被架空外，原国家队领队暨国际裁判叶振南也因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而被调换。
展望2008年奥运会，从大环境来看，我们东道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作战部队的“人和”，则是搞好每个具体项目的关键中的关键。1988年的“兵败汉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队伍不团结。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面临2008年奥运会的光荣任务，作为过来人、作为当年曾经共同奋斗过的体操老人，我在此诚恳地呼吁：中国体操，不要再折腾了。(左图，本报记者郭一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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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错误意见左右决策
国家队教练和运动员的选拔需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每次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组队更是如此。这些规章制度是选拔最优秀人才组队的必要依据，也是法制社会对教练员、运动员权益的基本保证，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舞弊。国家体操队参加雅典奥运会时，在组队和排兵布阵上出现了问题，个人的错误意见左右了决策，事后个人又没有真正承担责任，其根源就在于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以人治取代法治，这种现象必须尽快纠正。
从国家队目前的部署上可以看出，在准备2008年的战略安排上，并没有把团体争金列为重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从开始参加奥运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男队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其原因之一，就是始终把追求团体冠军作为立队的根本。对于中国男子团体而言，不争金就等于是放弃，即主动放弃体操的大国地位。此举对中国体操将来的发展也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不重视科研，缺乏钻研训练业务的氛围。全运会是对全国体操运动的一次大检阅，至今没有人去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更看不到应有的指导性的技术报告。我所在的上海队想领先一步，在市领导和体育局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费了很大精力搞起来了由四名教授参与的运动生物力学研究室，与中科院合作，密切联系训练实践，运用肌电测试指导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观念上的保守及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十运会后，这个研究室也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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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与荒唐令人发指
全国比赛中，打分不公的现象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在十运会决赛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平衡木决赛，一套有明显错误的动作居然得分9.925，在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无不为之愕然。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此荒唐的打分，不仅没有遭到总裁判和仲裁委员会的纠正，广大的教练员、运动员也只能在背后议论，而无一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揭露问题。此类现象的发生，严重地挫伤了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败坏了风气，滋长了腐败，极大地影响了体操事业的发展。不少队员说：“裁判不搞定，我们再怎么练也没用。”不少教练说：“像这样打分，当教练还有什么意义？”
1984年美国人在洛杉矶第一次把奥运会办成了赢利的机会，继而国际奥委会又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从此奥林匹克精神就面临着商业利益的全面挑战，正在逐时逐事地印证那句名言：“撕破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目前国内体操比赛的竞赛风气也会败坏到如此地步：在备战十运会的过程中，不少省市有专门的经费“做裁判工作”；教练员的计划中，做好裁判工作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让我这个十来年没有接触中国体操比赛的老教练实在是无法接受。因此在十运会预赛前，我就拒绝参与一切有关裁判方面的联谊活动，我对我的顶头上司明确提出，任何所谓做裁判工作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为此也引起领导和部分教练对我的不满。我无力改变现实，图个洁身自好总可以吧。在我的心目中，奥林匹克精神是神圣的，体操比赛是很高尚的；教练员、运动员的职业是崇高的。我不愿意在我面临将要退休的时刻，为了一些现实的名利，去玷污神圣、高尚和崇高。在十运会单项决赛刚结束回到旅馆的时刻，上海体操中心主任对我说，我们严明勇的吊环是“不是金牌的金牌”。这是对我将近三年来在上海工作的最好的评价，我庆幸尚有这份公道。
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屈指一数，我在体操房里已经不间断地度过了整整50个年头。中国体操影响了我整个生涯中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也赋予我在海外谋生的技能和手段，这份情结“剪不断，理还乱”，我不避指手划脚之嫌，把它留在以上的字里行间吧。回沪三年，效力上海体操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记得孩提时候在信佛的外婆那儿看到过一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
我是用心写下这些文字的，我以人格担保这些文字的真实性。
(2006年1月18日发自洛杉矶)
(责任编辑：海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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