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转会市场539人上榜，时至年关之后有多少张年轻的面孔下岗了呢？有多少像杨君一样的“挂号”转会球员处于焦虑之中呢？中国球员何时能够安心过个年呢？一连串问号，呼唤着改革转会制度。

　　球员权益不如民工

　　前国安球员周宁曾用“痛经”一词，来形容球员每到转会时期，所面对的“痛苦经历”，一语双关。大多数中国球员每到联赛结束前的一个月，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想走的球员不知道最终能否离开，想留的球员不知道是否能继续保留“原籍”。多数球员的上方都悬着一道下岗的利剑，各家俱乐部正是利用足协赋予的规则中的“尚方宝剑”，要在每个球员身上刺上“一剑”———要么降薪，要么转会，大捞一笔。很多人认为，中国球员高薪低能，命中当受此劫。其实，就在联赛最火的前些年，球员年年的转会命运与民工找工作没有区别。一方面，他们为找到下家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他们为来年能否继续工作心存忧虑。更有俱乐部，借机敲诈球员，在足协规定的转会材料中代球员签年收入证明和完税证明，将拖欠球员的薪水一笔抹消。球员一方面担心东家拖欠薪水已无债可追；一方面又担心无球可踢的后果。两相比较，球员往往“天真”地选择了后者。

　　更有甚者，球员甚至要贴钱转会。周挺就是一个例子，前年他为了能从青岛来到深圳，自掏腰包，补齐了双方俱乐部讨价还价后的30万缺口，才得以转会。根据有关法律，工作是一名球员的起码权益，但在中国现行的转会规则中，球员处于联赛最底层，缺乏足够的保障。

　　转会三大怪现象

　　足协曾就转会规则解释说，目前有利于俱乐部的转会规则完全是中国足球落后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不给予俱乐部充分保护，大多数小俱乐部经营都难以为继，像四川冠城、辽足。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足协建立的转会规则，与国际足球转会市场相比，存在着三大怪现象。第一，俱乐部狮子大开口。一方面足协鼓励联赛职业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现在执行的转会规则中，足协扮演起“物价局”的角色，颁布了一套球员身价计算公式，然后俱乐部根据球员各自年薪乘以一个系数，定价交易。显然，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足协认为，由于此前球员与俱乐部交易，存在着“两本账”以及球员要求高签字费的混乱现象，必须统一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其结果就是如上文所述，俱乐部要么借机逃欠薪，要么狮子大开口，给球员胡乱标价。如国力的王长庆，一年没有工作，竟然开出了400万的身价。

　　第二，“自由转会”形同虚设。在国外，与俱乐部签工作合同，合同到期，球员自动成为自由球员，可以任意选择俱乐部。中超也有自由球员一说，但足协的规定是球员在一家俱乐部两年以上的时间不踢球后，才脱离原俱乐部注册资格，成为“自由球员”。两年的时间对于一名球员来说，无疑意味着“死刑”。他们能否再次上岗则要看“命”了，因此俱乐部完全掌握着球员的生杀大权。

　　第三，中国俱乐部在国际转会市场中用两套规则。由于中国不存在“自由球员”一说，因此每家俱乐部都与球员签订的是一年工作合同。每到赛季结束时，球员在国际转会规则中都属于自由球员，但想出去的球员都必须由下家承担租借费或者转会费。但他们身为自由球员，下家为何要交给中方俱乐部转会费呢。如近期，日本J联赛的一家俱乐部有意引进张玉宁，但申花开出了巨额转会费。试问，中国俱乐部不付出多年的工作合同代价，为何却要求从球员身上再赚一笔呢？相反中国俱乐部引进外援时，则尽量选择自由球员，省去了转会费的支出。

　　呼唤适应联赛发展形势

　　职业联赛12年以来，中国的转会规则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开始的“拉郎配”似的倒摘牌制度过渡到现在的球员拥有了间接地选择俱乐部的权力，这已经是一种进步。2004年起，中国足协取消倒摘牌，开始执行现行的自由转会制度，球员转会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得到原俱乐部的认可，出具足协所需的转会证明。在国外，转会市场是联赛的发动机。它一方面平衡着大俱乐部和小俱乐部的收支，起到经济杠杆作用；一方面，它是一个人才市场，激发了球员的自身潜能和球队的活力。中国职业联赛已经走到了第12个年头了，联赛是否也该顺应最新发展形势，改革现行的转会规则，给球员们更多的发展空间呢？让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球员们能够安心过个年。本报记者陈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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