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会大幕行将落下 球员发言诉说悲喜

　　2006年中国足球转会大幕行将落下，转会结果已见端倪：幸运有主的得其所哉，无路投靠的黯然等待，看破球尘的挥手离去，等待转让的急切观望……每每年关到来，中国球员总是开始新一轮的揪心历程，而这段历程也无情地将球员分为四大人群，本报记者昨天特别请出4位代表人物，一叙转会心路——

　　濒临下岗型

　　有人上岗，自然也会有人下岗，足球的世界要残酷得多。比如罗彤亮，那个昔日辽足内被称为“希腊王子”的球员，经历了去希腊试训的辉煌，也经历了前往新加坡踢球的无奈。如今，他要面对的是辽足再次将他挂牌的命运。可是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代言人说 罗彤亮：不知明天去哪里

　　像罗彤亮这样的球员，在中国足坛已经不是个体，而是以一个尴尬的群体存在着——有名气，但名气又不是很大；有实力，但实力又不是很突出。于是，他们索性成了鸡肋，让许多俱乐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在海口遇见罗彤亮的时候，他正在延边队进行试训，和他一起前往试训的还有昔日辽宁队的小将刁槟。体测未能通过，延边队委婉通知他：“先买好机票准备回家过年吧，免得过两天机票紧张。”这种变相的拒绝使罗彤亮只能继续联系球队，可是大多数的回答都是“先来试训看看”。现在，他留在沈阳家中，准备前往湖南去碰碰运气，当然，前提是他能够顺利通过补测，否则，面前只有下岗一条路。

　　试训，是这些球员面前最大的一道门槛，也是各俱乐部最好的外交辞令——不会生硬地拒绝你，但是也没有干脆地答应你。球员们面对“试训”这个要求，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罗彤亮说：“希望有一家俱乐部可以不通过试训就留下我。”但现在看起来很困难，以前征战中超的他只能去联系中甲球队：“不甘心，但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

　　和罗彤亮相比，另一批辽足队员的遭遇可能要好一些，比如王刚，这个昔日辽宁队的绝对主力如今回到辽足，但却是进入预备队，准备征战乙级联赛。虽然今不如昔，但起码他们还留在足球圈中，不用为明天的去向发愁。这也许为这一群球员开辟了一条新路：屈身乙级联赛，重新再来。

　　当然，这支准“失业大军”中还有四川冠城众多球员的名字。在四川省体育局宣布将冠城一线队全体挂牌之后，这26名球员一下变得忧心忡忡。虽然中国足协给他们制定了更为“优惠”的政策，但是前途如何，还要看大连实德方面给这些球员制定的转会费的高低。在市场化、职业化之后，很多球员已经清楚地给自己定位：“我们就是商品，价格高低由不得自己。”至于这件商品有没有人买，或是有没有人需要，自然，商品本身也不会知道，所以更多人已经做好了“下架”的心理准备。

　　曾经辉煌型

　　有一类球员更悲哀，他们见识过中国足球最烧钱的时候，也尝过受到万众追捧的滋味。可是他们却从“神坛”上摔了下来，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引发众多俱乐部的争夺，反而还要忍受被冷落的窘境。

　　代言人说 张玉宁：我现在是失业球员

　　若论失意，张玉宁怎么也应该算是其中一个，就在春节前，这位昔日的“玉面杀手”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告知众多记者：“申花到现在也没有跟我谈过续约的问题，我说得够明白了没有？”

　　当然明白，而且很明白申花的良苦用心——不愿意再支付高昂的工资奖金，希望张玉宁自己能开口接受降薪留在球队，不然，这样的“杀手”送到哪一支中超球队，都会成为申花夺冠路上的一道坎坷。

　　可是张玉宁不这么想，现在采访张玉宁，你首先要接受他“我现在是个失业球员”的自嘲。确实如此，和申花的合同去年年底已经到期，虽然还跟随这支球队训练，但张玉宁已经是自由身，随时可以找到下家，当然，也随时准备着下岗。

　　还记得那个心高气傲的张玉宁，但如今，他也只能接受现实，并且给自己列出两条路：“去国外踢球，或者退役。”现在，张玉宁无暇去想有关落差的问题，比如曾经的标王与现在“失业人员”的差别，他的思想也变得单纯，就是踢球，“只要有球踢就是好事！”张玉宁的心声已经近乎于无奈。

　　还有人和张玉宁有着类似的处境，就是前国门刘云飞。在刘云飞上榜之后，一度乏人问津，迫使天津泰达不得不降价销售，可是有个圈内人慨叹：“如果在前几年刘云飞以这个价格上榜，俱乐部们还不抢疯了？”俱乐部至今也没有抢购刘云飞，关于刘云飞还有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传言——据说，天津与上海两家俱乐部以不足百万的价格就成交了。

　　置身局外型

　　还有一些球员，他们经历过转会的痛苦，但是他们现在已经选择退役，不用在其中再受煎熬。但是他们提起转会来，仍然心有余悸。已经成为上海群英队执行主教练的申思就呼吁：“希望中国的转会市场能够规范化。”

　　代言人说 申思：希望今后不再受折磨

　　申思其实也赶上了好时候，从申花转会到中远，申思的身价是900万元。但是再次转会进入中邦后，申思的身价大幅下跌（100万元左右），但薪水却不少，年薪约为300万元。但是中邦最终无力负担申思的薪水，并将其“请”出球队。

　　再度提起转会，申思叹息：“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法规来保护运动员，就像国外一样。而不是俱乐部想怎样就怎样。”申思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想法：俱乐部每年都要向足协交纳保证金，如果发现俱乐部无力支付球员们的薪水，足协应该将这笔钱拿出来给球员们。毕竟，这些球员都是指望着用踢球来养家糊口。

　　但从目前看，实行这个计划显然希望渺茫，申思也只能指出诸多不合理的地方，而无能为力：“比如在国外，一名球员与俱乐部的合同到期后，这名球员就应该成为自由身，但在中国并不是这样。比如张玉宁，他和申花的合同到期了，可他并不能自由转会。”

　　其实，很多退役球员的想法都是这样，他们经历过，或是他们周围的人经历过中国式转会的痛苦，所以他们希望今后的球员不用再受这种折磨。但现在，想法只是想法而已，不知道这些退役球员成为中国足坛主导力量的时候，这种情况会不会得到改变。

　　炙手可热型

　　所谓炙手可热，自然是能让多家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争夺的球员，而除夕夜签约上海申花的李玮峰成了这一类型球员公认的代表人物。

　　代言人说 李玮峰：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从去年年初到年底，李玮峰一直是中国足坛的焦点人物。虽被指为“球霸”，但转会市场上他却是个香饽饽。申花为了得到他，费尽心思。虽然中国足协裁定他的身价是490万元，但卖方深足和买方申花都没有按照这个“官方价格”执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李玮峰终于在除夕夜敲定了新东家。

　　在昨天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玮峰的经纪人余国琼说出了“大头”的心声：“很开心，他真的很高兴能够加盟上海申花。虽然中间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等待，但是对于这个结果来说，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其实李玮峰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自己的转会并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也心满意足，因为“两家俱乐部都对自己很好”，而余国琼则对此进行解释：“从经营角度上来看，两家俱乐部站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对一些问题肯定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过程比较长的原因。”

　　长时间的等待使李玮峰也一度有些着急，但他一直充满信心，认为事情肯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为什么会如此有信心？余国琼笑言：“他要离开深圳前往上海，其实两家俱乐部都希望能给他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事情的结果肯定是好的。”媒体的炒作让“大头”微微有些心烦，毕竟，谈判总需要过程，并不会一天出一个结果。但他不能对外说些什么，因为转会并不是球员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

　　在采访的最后，余国琼也问起了其他球员的转会问题，得知四川冠城的大多数队员还在为明天的饭碗焦急的时候，她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李玮峰还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其实幸运的并不仅仅是李玮峰一个人，比如李雷雷和王亮，也是今年转会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被众多俱乐部看好的球员。和李玮峰不同的是，这两名球员早早地就被山东鲁能罗至帐下。“幸运”，是这一群球员说得最多的话，因为在提出转会之后，能得到其他俱乐部的追捧。可是正如他们所说，今年幸运，明年呢？或者以后几年呢？一时的幸运并不代表一世，为了能够继续幸运下去，他们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不然，他们终究有一天也会丧失幸运。

　　有话要说

　　转会与跳楼

　　转会这个问题，年年都会出现，而年年的困难都大同小异。

　　中国足协已经通知各俱乐部，称如果有特殊情况，在春节后仍然可以办理转会手续。为何？原因只有一句话，转会市场低迷，失业大军将成为中国足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足球的转会规则已经变了好几回，但是中国球员仍然是弱势一方。在这个年头，不再有人坚信“只有球踢得好，自然有人要”这种道理，平心而论，张玉宁的水平不算差吧，但是现在落了个什么结果？简直如同铁索横江，上不去也下不来。

　　别再说转会市场低迷是因为转会不够“市场化”，中国球员没有一刻比现在更像任人选购的商品。最主要的原因是俱乐部不够职业化——我们成天念叨着中国球员的职业精神远远不够，但是也要想想，培养他们的俱乐部是什么样的水准。贫瘠的土地上能长出丰盛的植物吗？

　　听过圈里这样一个关于转会的故事——一北方俱乐部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希望转会，战战兢兢地去找俱乐部负责人谈，结果负责人很够意思，没有提及任何与钱有关的话题，只是推开了自己办公室的窗户，淡淡地回答：“好啊，从这里跳下去，我就同意你转会。”可是那间办公室在三楼。跳是不能跳的，所以那名球员那一年没能如愿出走。

　　这个故事听起来更像一个段子，可惜，它是真事。

　　周萧

　　俱乐部态度

　　“我们是老板，他是打工的”

　　直白一点说，俱乐部直接掌握着球员们的命运。而在球员转会的时候，俱乐部的态度是怎样的？其实和球员们一样，俱乐部对转会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好合好散型

　　有些俱乐部做得比较仁义，即多为球员们考虑一些——转会费太高无人问津？那好，将转会费降低一些；路子不够多以致找不到出路？可以，俱乐部去帮忙联系下家。在这方面能成为典范的，就是上海申花俱乐部。“让球员过好年，让球员有球踢”是申花方面今年对于转会的宗旨。如此一来，申花和球员们就构成了一个“好合好散”的结构，自然能吸引更多球员加盟申花。

　　当然，张玉宁是一个例外。因为据张玉宁本人透露，申花目前还没有和他谈及新合同的问题，而且标价过高，也成了张玉宁寻找下家的一个阻碍。

　　一言堂型

　　当然，在与球员互有商量的同时，也有俱乐部呈现出“一言堂”的“霸气”——如果俱乐部想让一名球员离开，那此名球员就算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留下；如果俱乐部不准备放走该名球员，那么夸张点说，这位球员就做好老死在这家俱乐部的准备吧。

　　这种“霸气”型的俱乐部在中国足坛不但不少，甚至一度还占据了主导力量。一位俱乐部老总在谈及与球员续约问题时就曾说：“我们和他谈？他是谁啊？我们是老板，他是打工的，我们和他谈？”

　　只要钱不要人型

　　这种俱乐部在中国也存在，比如辽足。穷的就剩人的辽足只能依靠卖球员来套现钱，最近几年，几乎年年都能听到辽足球员因为欠薪或是对合同待遇不满等问题与俱乐部交涉。但这些“问题球员”并没有遭到俱乐部的封杀，理由很简单，俱乐部还要倚仗他们去创收。如果能卖一个好价钱，那么球员不听话自然也可以被俱乐部忍受。

　　当然，这并不是说辽足的球员能凌驾于俱乐部之上，别忘了，球员们的经济命脉还掌握在俱乐部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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