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裴力报道 四十不惑。在四十岁的时候选择进入职业足球圈,至少在外人眼里,傅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不过,他却并不这样看,这位前投资银行高管正在将他那一套投资理论融入足球。
投资足球=投资酱油厂
大胆却未必艰难,傅鹏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次职业生涯中的冒险。 事实上,在此之前,一直担任国内某投资银行高管的傅鹏经历的才是真正的冒险,他们的每一次投资都可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赚个盆满钵满或者血本无归。
转身进入足球圈,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投资方向的一次小小调整而已,“具体的操作手法与投资管理一个酱油厂或者投资一个灯泡厂大同小异,甚至会更加简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傅鹏给现今的中国足球投资环境总结出三个特点:介入成本低、上升空间大、从业人员竞争力较差。而根据基础投资理论,具备这三个特点就具备了最好的投资机遇。根据这些特点判断,“中国足球已经到了谷底,用股市的话就是到了逢低吸纳的时候。”
于是这个北大84届经济系的正牌高材生毫不犹豫地进来了。傅鹏已看到回报的苗头,在过去的几个月,至少他读幼儿园的儿子已经成为了联城队的绝对拥趸,因为老爸介入职业足球而自豪不已。
傅鹏的目标是让因为联城队而感到自豪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他并不悲观。“关键是我们要持续地让球迷看到希望,我们的胃口并不大,每天只取得一点进步就够了。”
囤积新人,静待升值
有投资就要有产出,对于每一个生意人而言,这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不过,既然选择了在介入成本比较低的时候投资足球,傅鹏和他的老板朱骏就希望不要太急功近利。“不可能指望明天就把钱赚回来,从投资到回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预计是3年到5年。”
除了经济意义上的回报,朱骏和傅鹏看重的还有另外一种产出,这种产出在朱骏口中就是一种体育精神,在傅鹏口中则更加实际:“如果08年奥运会上,来自我们联城的选手能够为中国队建功立业,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投资回报?”
王大雷、黄洁、于晨楠、韩方腾,一连串年轻的收购名单实际上已经清楚地折射出傅鹏的“投资方向”,至于目前急需的当打队员,例如卞军、黎梓菲等,联城方面则通过租借尽可能地压缩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等同于降低了投资足球的风险。
去年年底,在谈到俱乐部引援思路时,朱骏与傅鹏得出了三个共同意见,第一个要求就是年轻。正是这样一个硬指标,决定了张玉宁、李毅这样的大牌无法进入联城的视野。在经历了上赛季在中甲挥动金元大棒引进江津、祁宏等大牌的“原始积累”之后,联城在投资问题上变得更加理性。
联城高层方面非常看好投资年轻球员的回报空间,“职业球员身价已经在低位,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球员身价很可能会出现大幅度反弹,联城将轻松地通过球员买卖实现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签下前国少主力门将王大雷只是一个开始,联城已经与多名国少以及国青的球员进行了联系,一些队员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据悉,一名张宁时代国少队的中场主将有望在近期内加盟。
职业了,但不专业
能够以一份冷静的长线投资心态看待足球,除了因为以往的职业习惯以外,按照傅鹏的说法是“自己不是狂热球迷”的缘故,“这能够使我更清楚地看清楚足球”。
傅鹏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球迷。这样的经历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徐根宝和他的国奥队制造出那个黑色的0比3之后,傅鹏说自己超脱了。他依然关注足球,只是不再有大喜大悲的情绪,更多的是冷静思考。傅鹏认为,职业化改革十多年来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培养出专业的从业人员,“专业的经理人,专业的媒体公关,专业的市场营销,这些都没有,所以每个人上来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圈内圈外,傅鹏唯一的不同就是生活节奏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因为俱乐部工作事无巨细,即便是总经理,也有许多琐碎的事情需要操心。上任之初,傅鹏还常常会三更半夜接到电话而头疼,现在他已经开始习惯与人谈工作谈到凌晨。
上海浦东新区德平路邮政大厦704室,联城俱乐部所在地。傅鹏有一个漂亮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只不过办公室的主人绝少在这里出现。上任三个多月来,傅鹏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谈不同的事情。难得去海南跟队几天,就已经算得上忙中偷闲。
或许是当初在投资银行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从经济领域投身到足球领域,傅鹏始终保持着罕见的低调。上任至今,联城俱乐部甚至还没有举行过一个专门的通气会,把这个新老总介绍给公众。而私下里,傅鹏也拒绝过很多媒体的采访要求,原因与学者钱钟书的说法雷同,“球迷要吃的只是鸡蛋,并不关心下蛋的母鸡。这个圈子一直以来就是说话的人太多,做事的人太少”,所以他不想再进去插一脚。
几个月忙活下来,傅鹏居然总结不出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收购王大雷、引进堤亚哥、签下卡洛斯,一个中型俱乐部组建完成,一切的成果都被傅鹏推到了朱骏的身上。至于总经理负责的招商工作,除了已经签订的赞助商彪马之外,他的回答完全是官方语言:“一切还都在谈,预计近期会有结果。”
“酱缸”里泡着的全是大学生
比较归纳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推动这个世界进步的很多文明成果,原本就是在对事物进行比较归纳的基础上产生。最著名的当然是意大利人伽利略1590年在比萨斜塔上进行的铁球落地试验,经过比较他发现两个质量不同的铁球,它们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这次比较的内容不是铁球,而是中超15家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也算是一个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因为也就是十年以前,大多数俱乐部还采取领队负责制,领队由体育局指派,身兼俱乐部总经理和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角色。而现在,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应该称呼他们为SOCCER MANAGER。
如果这次比较提前一个月进行,可用于比较的人数还应该增加一个,就是四川冠城的总经理吕枫,但是因为冠城不幸夭折,吕枫同志已经从总经理位置上提前下岗。吕枫的经历其实也证明了一点,中国大多数足球经理,其地位是朝不保夕的。他们上下课的速度有时比铁球从比萨斜塔上落下的速度还要快。
换老总没有什么了不起,换老总换出个纪录就相当有成就感了。在这个问题上,一向喜欢创造纪录的深圳人又走到了前头。从去年初的张健到去年底的孟庆森,中间再加上名为董事长实为总经理的杨塞新和杨猛,为管理一支球队,一口气祭出四驾马车,更换速度之快频率之高,真可谓吓死肯扬,惊呆加利亚尼。四驾马车一发力,卫冕冠军一夜之间变成了倒数第三名。
总经理遭遇下课,如同关公遭遇秦琼,大多数时候不是能力强弱可以解释的问题。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目前活跃在中国足坛的俱乐部总经理们,几乎清一色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少甚至出身于北大、清华、南开之类名校的热门专业。其中翘楚当属辽足老总张曙光,法学哲学双学位博士头衔绝对不是盖的。别说苦苦支撑辽足俱乐部,就凭其通过“乾坤大挪移”方式人工培育辽小虎一项重大突破,就有资格进入中国社科院。
不仅仅是学问好,不少经理人在入行之前还是经济管理的行家里手。只是这批行家里手一撞进中国足球这个大酱缸,就难免也被呛得晕头转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按照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行家的能力原本值得质疑,第二,这个行当从来就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操作,经管专家无用武之地。
两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下不下课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有时候,强大的工作能力远没有强硬的靠山来得有效果。事实证明,因为更换速度要远低于民营俱乐部,国资俱乐部老总的位置要好坐得多。比如上海申花,12年职业化也不过只换了三任老总。至于天津泰达的张义峰,这些年下来,更是几乎要把俱乐部总经理的位置坐穿了。
康梦君、傅鹏、李小明是这张大名单上最生涩的三个名字。过去十数年的足球改革对于他们而言,基本等同于一张白纸,从2006年开始,他们将在这张白纸上勾勒属于自己的蓝图,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面对中国足球特有“酱缸”文化的熏陶。是主动改造“酱缸”,还是被动适应“酱缸”,现在谁也不知道。(文/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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