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零三个月之前，还在辽足效力的刘建生药物检查呈阳性时，实际上那些“＋”号足以昭示着其已经走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了；而当时还声称要来北京向足协“伸冤”的刘建生，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时，实际上也足以昭示着其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浑水之中。

　　那次从东窗事发到人间蒸发让刘建生安然躲过一劫，如果他有自知之明，在侥幸偷生后的庆幸中接受教训，完全可以在离开球场之后以新姿态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中寻找一个新自己。然而，这些不过是人们一种美好的设想而已，如今３２岁的刘建生又一次因吸食毒品被警方抓获。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一古训将刘建生两次涉毒的经历一言以敝之。从这点上说，刘建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不认为刘建生的堕落与中国足球的整体环境有什么更多的直接关系，肇俊哲也生活在与刘建生几乎同样的足球环境中，为什么却能成为“三好球员”？我也不认为刘建生的堕落与其文化素质的低下有什么更多的直接关系，马加爵受过高等教育，而作的恶不知比刘建生高出多少倍。

　　在辽足球员眼里，刘建生是“行侠仗义”、“乐观豁达”的“大哥”，这种脾气秉性在其足球生涯的初期曾使其成为周围人乐于与之交往的对象，也曾助其在球技上突飞猛进甚至还入选过国家集训队。但随着社会交往面的拓宽，刘建生的“行侠仗义”、“乐观豁达”也让其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很快打成了一片。

　　一个一年３６５天埋单３００次的人，刘建生也许是个有钱人，更可能是个好面子的人——因为好面子，因为要仗义，就要不断埋单，因为要不断埋单就要有足够的钱，因为要足够的钱就要想办法挣钱；同样，因为好面子，因为要仗义，就要与朋友肝胆相照，因为要与朋友肝胆相照就要共进共退，因为要与朋友共进共退，就随时可能陷入与朋友同流合污……君不见，社会生活中有多少原本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沿着与刘建生几乎一模一样的人生轨迹，一步一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刘建生不是那种生来就十恶不赦的人，遗憾的是，在其身上的弱点逐步演变成为“致命弱点”的过程中，不论是球队、俱乐部还是家人、社会都没有能够用最为有力有效的方式帮助其充分意识到危险的所在，更没有用最为有力有效的方式制约其愈发不端的行为，以至于刘建生在一条失去正确方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演化为一场悲剧。

　　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是一支球队的悲剧，也不是中国足球一个领域里的悲剧！因为，一个刘建生的背后还有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刘建生”——不见得是踢球的，也许是做官的、经商的、上班的、上学的……

　　既然是社会问题，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地去解决。作为中国足球而言，在未来如何减少乃至杜绝新的“刘建生”的涌现，便成为了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严肃命题；而倘若真的得能够做到引以为戒，下不为例，让刘建生成为中国足坛走出来的最后一个“刘建生”，那将是中国足球为自我的健康发展打下的基础，也将是中国足球为全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的一份可观的贡献。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种对犯事者睁只眼闭只眼，不尽量早追究深究的行为，除了渎职外，也是在害人。★本报评论员 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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