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国际体育法庭的一纸裁决，不仅意味着上海申花损失了100万美元，更勾起了中国足球在外援合同纠纷问题上的新仇旧恨：职业联赛以来，中国俱乐部多次成为“被告”，光违约金，就要给至少350万美元，而相比较而言，中国俱乐部成为原告的少之又少，如果北京国安状告阿莱克斯一案最终以前者胜利告终的话，这也是中国联赛“升级为超级”以来最成功的维权行动。

　　职业联赛刚刚开始，中国俱乐部便成为了外援耍弄的对象：1994年，沈阳六药队引进的俄罗斯后卫热尼亚打了几轮比赛就请假，然后一去不复返；1995年，四川队的两名俄罗斯外援伊格尔·苏罗维金和谢尔盖·波利索夫在联赛开始之前突然离去。这些违反合同的不辞而别之举，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大多数俱乐部还是抱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态度应付此类突发事件。

　　不过，外援对于合同条款的重视程度远远走在中国俱乐部之前。有案可查的国际足联介入中国足球是在1998年。1997年，四川全兴队引进外援马麦罗，合同原本签约到10月份，但赛季却延长到了12月，马麦罗的经纪人提出延长合同的条件被全兴拒绝，但之后全兴队却通过其他途径把马麦罗又弄回到全兴队。马麦罗的经纪人一怒之下于1998年年初把四川队以及马麦罗告上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判罚马麦罗不能代表全兴队参赛。

　　第一次出现经济处罚是在1999年，受害者是大连万达。当年，大连万达用50万美元的价格签下荷兰外援海德尔，但联赛开战前徐根宝又看中了纳米比亚人埃里，海德尔遭到弃用。海德尔将大连万达队告上国际足联，最后决万达队败诉，需要支付50万美元转会费。2000年，大连重演相似一幕，先签后弃一名挪威外援，随后被国际足联判罚支付违约金。短短两年，大连付出了约80万美元的学费。

　　2002年，海利丰外援弗兰克因为违反队规而被海利丰扫地出门，弗兰克却拿着合同上告到国际足联，由于合同上没有违反队规可作何种处罚的具体说明，海利丰方面败诉，被罚支付外援三个月的工资，约为3万美元。

　　2003年，重庆力帆外援菲利普因为有伤而被终止合同，结果国际足联裁定，重庆力帆终止外援合同的根据是中国足协“土办法”，和国际足联规章制度不合，裁决力帆支付赔偿4.5万美元。后来因为赔偿利息问题，国际足联在2005年又下文扣除重庆联赛积分6分，重庆方面迅速支付了利息才逃脱一劫。

　　2003年和2004年，沈阳金德先后被外教托尼以及外援阿尤告到国际足联，托尼是中途被沈阳方面解职，而阿尤则和沈阳方面就进球数计算以及进球奖金发生纠纷。两案均以沈阳金德败诉告终，金德先后赔偿托尼12万美元和阿尤10万美元，共计22万美元。

　　2002年，辽宁外援泰瑞克被认定为水货而被终止合同，这明显中国特色的理由肯定无法在国际足联站住脚，2005年，国际足联的裁决书下发到辽足，辽足被迫以8.5万美元摆平此事。2003年辽足还和主教练佩内夫发生纠纷，后者威胁告到国际足联，辽足最后无奈支付9万美元违约金。

　　2004年，湖南湘军队的外援埃莫森、朱力安、史尔江状告湘军欠薪，国际足联勒令湘军还清欠薪及罚金15万美元，否则将给予相应处罚。2003年，深圳方面拖欠外援堤亚哥、盖尔、内尔松以及马科斯的工资奖金，在国际足联介入之后，深足结清了300万人民币欠薪（约合36万美元），才避免了联赛罚分甚至直接降级。

　　按照计算，加上佩特的违约金，中国俱乐部在职业化以来在国际官司中的损失至少达到了350美元。据一位经纪人私下透露：“中国足球在外援引进上的教训远远不止这300多万美元，一些富有的俱乐部出于面子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很多时候都是私下里解决和外援的纠纷，如北方一家国企俱乐部，私下里赔偿外援违约金的数额就达到了40万美元。”按照这位经纪人的估算，各俱乐部暗地里赔付的款项至少有100万美元。

　　一方面拼命喊穷叫苦，另一方面却从来不珍惜自己手中的每一分钱，这已经成为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怪现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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