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在足球场上，从天堂到地狱的距离只在一线之间。其实，足球场外的一切又何曾不是变幻无常？

　　 就在一两年前，中国职业球员还是大爷。他们在家有房子，出门有车子，兜里有票子，对外有面子，金钱美女是信手拈来，队里队外是呼风唤雨。按说再大的腕、再高的官也总要受制于人，也有人能管得着。可中国球员们那些年却好像就是为所欲为、快乐无极的特殊人群，他们吃喝嫖赌抽，却总能在“行规”的保护伞下逍遥法外；他们消极怠工、水平低劣却仍可以在地方队乃至国字号球队里优哉游哉、只手遮天。球队要留住谁就得“供”好，球队要倚仗谁就得“喂”饱，球队要得到谁更得“顶”足，甚至球队的主教练如果球员看着不顺眼、相处得不舒服，都可以由球员“发飙”炒掉他。

　　 但仿佛在一夜间，足球环境大变脸。足协下了限薪令，俱乐部也气粗了，球员的兜一下瘪了，地位一下衰了，以前一年拿几百万的，如今只剩下了几十万。钱不好赚不说，俱乐部动辄来个“三停”，甚至翻脸炒了你都不在话下。于是越来越多的球员们苦着脸哀叹说：我们现在就好像奴才……

　　 这种巨大心理、地位及利益反差的必然结果，就是终会有人拼个鱼死网破跳出来“造反”。于是才出了个敢于在冠军俱乐部面前倒戈的谭望嵩。

　　 抛去地方色彩和川连恩怨，这位四川小子今天的过激举动，其更深层次的根源显然还出自在金钱和利益上的失衡。当看到有更大数字的支票向自己挥舞的时候，这种反差就变成了一种刺激，然后就“机缘巧合”地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足协的昏庸和人情的干预，使得这场争端更加激化，也更加戏剧化。

　　 有反抗必有争斗，有争斗必有利益变化。这场代表球员与球队、老板利益争斗的活剧虽结果终要归于平淡，但其影响却必将深远。欧洲足坛有个自由转会的“博斯曼法案”，莫非中国足球从此也要有个“谭望嵩法案”？ 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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