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岁的浙江温州女孩诸宸在国际象棋世界少年赛中获得冠军,成为了中国国际象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她破格进入国家队深造。
同一年,24岁的浙江宁波姑娘何智丽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写信,要求退出中国乒乓球队,理由是她被教练组排除在汉城奥运名单之外,而当时她是世界头号乒乓球种子选手。 奥运名单风波背后牵引出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丑闻”。
1988年,龙年,12岁的诸宸和24岁的何智丽共同的本命年。此后,这两位同样属龙的浙江女孩开始了方向相反的两段人生。
1994年,诸宸首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大赛;1998年,她与谢军等队友一起为中国国际象棋队拿回第一个团体奖杯;2001年,诸宸又获得国际象棋女子个人世界冠军,成为一代棋后。
1994年,何智丽在亚运会女子乒乓球决赛战胜邓亚萍夺冠,此时她已经加入日本国籍,随夫姓而改名小山智丽,并因与邓亚萍比赛中满嘴“哟西”,而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
被痛骂为卖国贼时,何智丽30岁。她的故事与诸宸的故事本应完全按照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12年后,诸宸30岁生日当天,她做出了一个举国愕然的决定,准备加入卡塔尔国籍,并很有可能在今年的亚运会上直面中国国际象棋队。
在相距1994年广岛亚运会12年后的多哈亚运会上,30岁的诸宸会不会遭遇12年前也是30岁的何智丽曾经过的命运转折和惊惶一幕呢?换句话说,2006年10月,人们会不会送给这位属龙的浙江美女“卖国贼”的骂名,如同12年前举国声讨小山智丽一样……
这是两个如此多相似点的女人,她们最终的命运也会如此相似吗?
两个女人的狂想
1976年,文革结束,诸宸出生在浙江温州。有人说,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信仰过很多东西,也什么都无法信仰。
诸宸的成长很顺利,从温州少年队到浙江少年队,1988年在罗马尼亚以9胜1和1负获得了“儿童与和平”国际象棋世界少年赛12岁组女子冠军。这位中国国际象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被陈祖德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选入国家队深造。
与诸宸一样,比她大上一轮的何智丽的的最初成长阶段也是一帆风顺。
何智丽祖籍浙江宁波。5岁的时候,何智丽就到上海外婆家跟叔叔打乒乓球。
何智丽在1981年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1984年10月,何智丽夺得亚洲女子单打冠军。
1984年11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下一个目标——世界冠军》一文,透露了何智丽的雄心:“一年内争取夺得全国冠军;二三年内夺取亚洲冠军;五六年内拿下世界冠军。”
有趣的是,诸宸在她的自传里同样讲到过自己当年的狂想,“我在本子上写下,目标:1993年全国女子冠军,1994年全国男女青年混合冠军,1995年进入八强,1996年女子世界冠军,1996年全国男子冠军,1997年2650(相当于一流水平),1998年击败小波尔加,1999年世界男子八强,2000年世界男子亚军。2003年让所有的男棋手都拜倒在我的脚下。”
潜规则下的反叛
两人的“狂想”,基本上最终都成为现实,只不过诸宸的梦实现得晚了些,而何智丽的梦实现得早了些。
计划中的五六年内拿到世界冠军,何智丽在三年后就实现了。1987年,23岁的何智丽就拿下了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但是这位冉冉上升的乒乓巨星却在这个时候连续遭遇几次大的命运波折。
在传记作家叶永烈1997年所著《风风雨雨何智丽》一书中,回顾了何智丽所遭遇的第一次波折,即著名的中国乒乓球队“让球风波”——1987年3月1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第39届世乒赛进入半决赛。
按照行家预测:世界冠军当属何智丽!何智丽也是这般估计的。就在半决赛进行之前,事出意外,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马金豹找何智丽要她让球给队友管建华。后来,影响深远的拒绝让球事件还是发生了。何智丽表面上答应让球,比赛中却真打真拼。最终淘汰了管建华,进入决赛。在决赛中,她又战胜了韩国名将梁英子,一举夺得世界冠军!但是,这个冠军却是“在队里领导的冷眼和怒目下拿下的”。外国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位新的女单世界冠军是“一个不笑地冠军”。
在中国乒乓球队男、女队的总结会上,领导说了颇有分量的话:“何智丽的问题比较严重。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后台。我们是要斗到底的……”
1988年,在中国队参加女子团体的三人名单中,果然没有何智丽的名字。
1988年9月3日,当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奥运会的正式名单见诸报端,何智丽写了一封给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的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定退出中国乒乓球队。”
低谷期的跨国恋
在何智丽退出中国乒乓球队第二年,她与相识多年的小山英之在日本结婚。结婚典礼上高悬两国国旗,在那里还是头一回。
提出这一主意的,是小山英之的父亲。他是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挂出这两面大旗,等于定下了这次婚礼的基调——中日友好。
实际上,何智丽与小山英之尽管相识多年,但是恋情之所以能够加速,并且能够在80年代跨国婚恋还是少数的情况下走到结婚这一步,与何智丽在让球风波后的人生低谷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段时期小山英之的关心鼓舞,帮助何智丽走出困境,也加速了两人的跨国婚姻。
与何智丽遭受人生重大挫折这一点相比,诸宸的人生轨迹要幸运许多,经过的挫折,不论程度还是性质,都与何智丽有天壤之别。不过,巧合的是,卡塔尔人穆罕默德·墨迪亚奇能够走入诸宸的世界,也是“得益”于诸宸一度的事业挫折。
1994年的致命转折
“卖国贼”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的分量。就是这样一个沉重的词语,在1994年,成为何智丽的同名词。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94年广岛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的头号选手邓亚萍和日本选手小山智丽——其时,何智丽已经加入日本国籍,并代表日本队出战。
从一开始,邓亚萍就背上了心理负担。反观何智丽,此时压力却变成一种奇怪的动力。
在日后引起广泛争议的是何智丽比赛中不断发出的“哟西”等字眼,不仅刺激了邓亚萍的神经,也刺激了电视机前的亿万中国人。而她在赛后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更是火上浇油。
“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
次日,天津《今晚报》率先发表了这样的报道:“何智丽在战胜邓亚萍夺得亚运会女单冠军后,神情颇为傲慢,亦很激动,令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甚是不悦,暗地里斥责其为‘汉奸、卖国贼!’”
“卖国贼”这三个字很快出现在各种中国报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小山智丽事件的解读,只有一个声音,也只可能有一种声音。
回不去的何智丽
某种意义上,何智丽可以说是一个扭曲的人物。她本应成为一个被同情的失败英雄,然而最终却由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成功的“叛徒”。
1994之后,国内关于何智丽的消息集中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她通过各种渠道,在反复表达一个信息,1994年的何智丽,是一个被误解的对象。
何智丽后来始终强调是媒介一些失实和失当报道放大了她的错误,谈到1994年那些伤害到国人感情的种种细节时,何智丽如此表示,“离开中国以后,要参加世界性的比赛,总不能说,你是以何智丽的名义参赛,你必须加入某个国家的球队。我嫁到日本去,加入了日本籍,只能以日本队队员的身份参赛。我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过去侵略过中国,所以中国老百姓对日本、尤其是对‘太阳旗’,有一种特殊的心理。如果我嫁到泰国去,作为泰国队队员打球,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可是,我无法选择。
再说,日本军国主义并不等于今天的日本。至于胸前要别日本‘太阳旗’标志,那是每一个日本队队员都要佩戴的呀!至于‘哟西’这个词,因为在日本久了,说惯了‘哟西’,这正如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会随口说‘OK’一样。”
何智丽强调的另外一个事实,则是她在日本的家庭背景。小山因之的父亲小山藤兵卫是大阪当地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1994年朱镕基访问大阪时,还曾两度接见了何智丽一家。很显然,何智丽试图通过这些来挽回她在祖国已经失去了的信任。
对于何智丽来说,1994年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是一个扭曲的自我遭受一系列报复的延续。她失去祖国这个支撑之后,唯一的依靠,在日本这个家庭也随之破裂了。
结婚10年后,丈夫小山英之的婚外情被发现,而且第三者就是何智丽所在乒乓球队“一个小了十多岁,身高只有1米4的女运动员”……
如今,小山智丽的名字重新变成何智丽,但是,今天的何智丽已经永远无法回到从前的那个何智丽了。
落棋无悔的诸宸
90年代,当何智丽人生进入一个惶惑而畸变的十字路口时,小她12岁的诸宸则沐浴人生与事业的春风,冠军与爱情的双重交响让中国公众看到的是一个美丽自信的天之
骄女。
然而,再往后,尤其是距离1994年整整12年之后。诸宸在30岁这个坎上,遭遇了当年30岁的何智丽曾无法解决的命运课题。两个属龙的女人,她们的人生轨迹似乎再次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交叉点……
实际上,这一点同样也是诸宸本人最为担心的。
还是让我们翻开诸宸的那本自传:《落棋无悔》。
自传写于2002年,当时诸宸不过26岁。一个26岁的女人就需要写自传,如果不是为名为利,不是过于自恋且迫不及待,或许就还有其他的理由。
“无悔”,不仅仅是她无悔选择了国际象棋,也是无悔选择去做一个卡塔尔穆斯林的妻子。
在四年前出版这本自传,甚至在六年前嫁给穆罕默德·阿尔·墨迪亚奇的时候,她就清楚意识到六年后必须要走的这一步棋。
这步棋之所以拖了6年之久,是因为她明白人生如棋,更是因为她有一个担心——在她的自传的结尾处,诸宸这么写道:
“跨国的婚姻更容易引起新闻舆论的关注,人们会无休无止地提问,有的想知道前因后果,有的担心我变成何智丽。彭肇勤外嫁荷兰,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殷鉴于前,我不得不谨慎从事。连与穆罕默德恋爱的事,也是尽量低调,国家集训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高级机密’。”
在这段话里,我们赫然看到了何智丽的名字——早在6年前,这就是诸宸埋在心底的一个心结!
今天来看,《落棋无悔》是诸宸在四年前落下的一颗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棋子。
这一点,诸宸自己丝毫不想隐瞒。2006年3月15日,诸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等了6年,实际上6年前我们就可以考虑加入卡塔尔国籍了,但是等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一个情感上的缓冲期。”
公众的情感变化
事实上,诸宸所期待的这个缓冲期果然在起作用了。
改国籍事件发展到今天,有一个数据引起了观察者们广泛的关注。这就是某门户网站的一个民意调查。所有接受调查的公众中,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可以接受诸宸更换国籍,反对意见仅仅占据三成。这是一个很有讨论价值的民调数据。
北大教授郑也夫在评论这个民意调查结果时说,“如果说现在它反映了什么,就是说中国人现在可以更开放地接受很多过去接受不了的事情,不再顽固地阻挡一些人性的东西。”
“同时,媒体声音也丰富了,换到上世纪早些时候,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理解,而现在看问题不再仅仅只有一种思路和视角,说明我们现在有必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问题,开放多了。”
郑也夫连提了两次的“人性”这个词,恰恰就是2006与1994的不同。
比何智丽年纪小了整整一轮的诸宸,也要比她的前辈聪明许多,幸运许多。她没有遭受过那么多的打击,而且主动排除了前行中的诸多暗礁。
经历12年前那场来自小山智丽的思维冲击波之后,国人再次面对类似事件时,已经有了情感和思想的双重准备。现在诸宸事件相关各方看似阻力重重,实际也是在视民意走向而动。这是诸宸和中国体育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一盘棋,不同的是,更有些表演赛的味道,更尊重公众的趣味和选择。而一个更宽松、更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时代,是诸宸远较当年何智丽幸运的地方。
也许会有第一个穆罕默德·宸,却不会出现第二个小山智丽?
起码,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责任编辑:海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