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陈培德59岁，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按照国内官员体制，是一个时间到点船靠岸的年纪了，然而，一场因足球假球、黑哨引起的狂潮却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位出身北大哲学系的地方体育官员向中国体育、中国足球这块“反腐败处女地”频频开炮，“透过摄像机，我看到了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央视“足球之夜”上陈培德这一炮更是奠定了他“反黑打假”举旗者的江湖地位。59岁的陈培德一时间名动全国。

　　2006年，陈培德63岁，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场“打假反黑”战役的硝烟已渐渐远去，当年的战友和对手也已各奔东西，有的甚至已是阴阳两隔，比如第一个写忏悔信退黑钱的裁判龚建平就已经离开人世。

　　“有些话现在我可以说了。”在濒临杭州西湖的办公室里，陈培德把记者带回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反黑打假风波前的中国足球据陈培德透露，联赛中买通裁判和球员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俱乐部一般是通过职业中介人与裁判取得联系，起步价为6万，关键场次30万，买通裁判，自然也少不了中介人和巡边员。裁判通过不该罚球的罚球，不该吹越位的吹越位来影响整个赛事。“其中最致命的是点球。”陈说，双方都是事前商议，事后兑现。裁判一般会在赛前衡量一下两支球队的实力和主客队关系，实力太悬殊，裁判也不敢，一般是在实力接近时收主场俱乐部的钱，如果客队想要赢球的话就要付出更多的钱，收两边钱的唯一可能是在平局时。“当时有家俱乐部主场连赢十几场，而客场居然会连输十几场。”陈培德把此定义为:俱乐部主场买黑，客场被黑，俱乐部既是受

　　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

　　而收买球员踢假球则更简单，只要买通三个球员就可以搞定：后卫、前锋、守门员，“后卫漏球，前锋偏球，守门员失球。”

　　浙江绿城的老总宋卫平入行时并不懂得行情。一开始也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后来经主教练点拨，宋卫平拨出60万元专款专用，没想到主教练还嫌太少。“宋卫平以为做裁判工作就是请请客、吃吃饭，顶多再送两斤茶叶。”陈培德回忆说。

　　这场风波是怎么掀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2001年甲B最后一轮涉及5支球队的两场比赛。赛后，汽车狂人、吉利的李书福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吉利俱乐部退出甲B，退出中国足球。在会上，李书福本是根据法律顾问撰写的文稿照本宣科，可是说到裁判不公时摔开讲稿冲口而出，我们吉利就给裁判送过钱，我们就给裁判做过工作。

　　李书福扣动了扳机，成了这场风波的第一个主角，紧接着，第二个主角也登台了。

　　绿城俱乐部的老板宋卫平在杭州通过电视也看到了这一幕，饱受足球潜规则之苦的他马上致电李书福，邀请他到杭州联手反黑打假。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杭州黄龙饭店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宋卫平联络陈培德，希望陈能出来撑腰，陈此时正在外地开会，他明确表示支持，同时马上致电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当时阎世铎非常感谢我们能及时通报那么重要的消息。”陈培德回忆说。

　　据陈培德了解，在此之前李书福和宋卫平并没有太多交往，“这个事件的爆发偶然中有必然的因素。”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陈培德用辩证法看待这个事件。

　　裁判龚建平的忏悔信是如何出笼的？2001年11月1日，陈培德、宋卫平赴北京与阎世铎谋划反黑大计。

　　“当时我有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和宋卫平联手向中国足协负责人阎世铎请愿，希望浙江掀起的反黑打假能得到阎及中国足协的支持，第二个角色则是和阎一起做宋卫平的工作，希望宋能拿出行贿裁判货真价实的证据来。”陈培德回忆，当时阎认为只要有证据，杀无赦，斩立决，而宋此时表现犹豫，只表示回杭州后先拿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龚建平。

　　在全国媒体面前，宋卫平揭竿而起，但他坐上反黑英雄这把交椅后发现，他另外一个身份“行贿者”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坐实，李书福就曾对陈培德说，陈局长，我一个人进去不要紧，但还有1000多人要跟着我吃饭，李后来也以退出足坛为名三缄其口从而远离了这场风波。

　　作为同样身家过亿的民营企业家，宋卫平同样面临和李一样的担忧，更何况宋又是学历史的科班出身。

　　在陈培德和阎世铎反复做工作之后，宋决定继续往前走。“当时宋是相当有勇气的。”

　　此时宋手里的证据是足球裁判龚建平的忏悔信和退款。据陈培德了解，在此之前，宋和龚已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龚的忏悔信和退款有良心发现的一面，更是宋做工作的结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宋卫平是想救龚建平。”陈培德说，宋这时还打了点埋伏，绿城和龚建平交易的是8万块钱，而宋打了个对折，只说是4万。“他想说得轻一点，同时自己也就轻一点，虽然事实上最后也没救得了龚建平。”

　　2001年12月17日，宋卫平把龚建平的忏悔信和4万元退款送到了陈培德的办公室。

　　龚建平最后是唯一坦白的足球裁判，在这场风波中，也是唯一被定罪判刑的足球裁判。

　　中纪委为何两下江南？2002年春节后，陈培德接到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通知，总局监察局将有一行4人调查组到浙江了解足球反黑打假情况。

　　2月4日，调查组抵杭，听取了陈培德代表浙江省体育局党组所作的汇报。陈培德阐述了打假反黑的原因、所作的工作、所掌握的证据以及因中国足协无所作为而带来的压力，他强烈要求司法介入，认为单靠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法解决问题。

　　会后，陈培德了解到了调查组的真实身份，他们并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其组长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某室的主任，副组长是铁道部纪检组的负责人，组员是总局监察局的梁效平和中国足协的李东升。这一次是根据某高层领导的批示，由中纪委派遣而来的。

　　“陈局长，我们来以前就很佩服你。”当时调查组负责人的一席话，困难重重的陈培德一下子有了雨过天晴的感觉。

　　2月4日到2月8日，调查组在杭州和绿城的宋卫平、吉利的李书福进行了接触，“收获很大，但还有尾巴”。调查组告诉陈培德。

　　这个尾巴是指宋卫平为龚建平打的4万元的埋伏，为此，一个月后，调查组再下江南。这一次调查组用了调虎离山之计，与此同时，通知宋卫平到北京接受调查。

　　一天，陈培德接到了宋卫平打来的电话：“陈局长，现在我面对的是公安部。”宋卫平用低沉的声音说，陈培德当即鼓励宋争取主动，不留尾巴。

　　据陈培德了解，中纪委调查组在浙江、上海、江苏、辽宁对多家足球俱乐部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最后移交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从此反黑打假进入到司法程序。

　　这场风波最后为何不了了之？龚建平最后被判入狱10年，而这场风波也匪夷所思地戛然而止。“龚建平不冤，因为他有罪。”陈培德说，“但龚建平不应该是最后更不应该是唯一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陈认为，这场风波牵涉面很大，而且黑哨假球背后的利益团体的势力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陈得到的消息是，这件事还没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这场风波及其结果反应了中国法制化进程的确还很漫长。”

　　在这场风波后，陈培德曾有幸两次面见那位给出批示的领导，“每次我都想问这一个问题，他也知道我。”陈说，“可每次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我不敢问。”至今陈还感到遗憾。

　　关于阎世铎时至今日，陈培德依然认为把后来反黑风波的草草收场归咎于阎世铎是不公平的。“在中国足球的现行体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阎世铎同样也不可能是。”

　　但让陈培德耿耿于怀的是，在这场风波中，阎世铎一开始就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为何“坦白从宽”，却再次“牢底坐穿”？抗拒的却仍旧“回家过年”？除坦白的龚建平外，没见中国足协处理过其他任何裁判及官员，揭竿而起的绿城，最后在所有俱乐部里遭到了最严厉的处罚，罚款80万，多名球员被禁赛。陈培德事后曾致信中国足协讨说法，“功不能抵过”。中国足协一言以蔽之。

　　风波过去后，2004年5月，还在中国足协领导位子上的阎世铎来到杭州，约当年的几位“老朋友”见见面，陈培德这时已离开浙江省体育局，“无官一身轻”坦然赴约，宋卫平则借故回避。“见面还能说什么呢，有点尴尬。”后来宋告诉陈培德。

　　在酒席上，“老朋友”们谈笑风生，“我从头到尾，就等阎世铎提足球的事，可阎从头到尾就是不提这回事，他不提，我也就不提了。”陈培德说，“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哈哈，那一面，就在哈哈哈中过去了。”新报综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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