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优秀运动员的训练目前主要采取大家通常说的“举国体制”。有些人对之有所 病。我认为这种“举国体制”不敢说它就是最理想的，最完美的一种体制形式，不能说，它就是一成不变的，不能改革的。可是它在目前我国的具体约束条件下，一种最佳选择，我们不是没有尝试过，超过社会化或者市场化通径达到低成本，高效率，这种过程虽然效果不明显，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仍然没有结束，也许会有新的创新出现。在没有通过实证找到更加理想的体制之前，这个“举国体制”仍得沿用。

　　“举国体制”的确切的含义应是，有政府主管部门，主要使用政府财政的拨款，把运动员训练作为一种公共品的实施。因为，运动员创造出的好的成绩，受益的是大众。优秀运动员这一目前尚属稀缺的体育资源主要有政府部门配置，还没有全部地进入市场。这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即在“管”，实际意义上也在“办”。由政府的直属事业去“办”，可能 议比较大；认为这仍是计划经济的老做法在市场经济上，似应更多地借市场操作。

　　按照北大林 夫教授的“本质特性分析法”，我们在分析“举国体制”这一现象时，我们分析，谁是主要决策者，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的特性为何，他所处的环境又有哪些特性？

　　据我个人的回忆和分析，这种“举国体制”建立的决策者应是当时的党中央；他的目标是准备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这一目标的特性带有一定的赶超性质，这种赶超为没有具体的目标，主要是让世界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发展，中国人不身在“东亚病夫”这样的政治目标，绝对不在于要拿金牌，超过谁；而当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体育事业在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刚刚起步，社会上的资源和条件有限。因此，采取这种集中全国最好的运动员资源进行集中的强化训练，这是当时别无其他选择的做法。后来，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搞“两个中国”，在最后的时刻，党中央下令“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奥运大军从当时的集训地广州二沙头撤回北京。1958年我国决定中止与国际奥运会的关系，竞技运动的目光不得不集中国内。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党中央决定1959年9月在北京举办第一界全国运动会。为此，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为了准备全运会，都集中训练当地的运动员，各省市区的专业运动队便相继建立。全国运动会为四年一届。这样的遍及全国的集中训练便保留下来。我当时亲临其境，眼见“举国体质”的建立和巩固。

　　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该不该改掉或者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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