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因为体育而快乐；有的人因为体育而腰缠万贯；也有的人因为体育而一呼百应；更有天之骄子，为自己铸就体育的丰碑，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好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对体育的不同读法。

　　“体育就是体育”这样纯粹的想法只属于那些同样纯粹的小民们，对于那些在官场的大墨缸里浸润已久的人们来说，体育有着远为“实际”的解读：刘翔可以成为上海的名片，刘翔的师父可以扬名立万，刘翔的主管领导可以平步青云，为什么我的弟子不能成为刘翔？为什么我不可以变成孙海平？为什么我不可以荣登魏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一旦体育摇身一变成为某种工具，那么工具理性的逻辑便开始起支配作用了——所要考虑的只是途径的合理行，即使用最佳的方法就可以达成目标，而不必去顾及你所要实现的目标其本身的合理性。于是乎，怪现象层出不穷。运动员的年龄“教练说了算”！服用兴奋剂，触犯天条?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稍早时候的湖北女子举重队，孙英杰(孙英杰新闻,孙英杰说吧)，再到不久前的兰蒂斯(兰蒂斯新闻,兰蒂斯说吧)、加特林(加特林新闻,加特林说吧)，浮出水面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鞍山体校仅仅是一个市级学校，它所备战的也只是辽宁省的运动会。但它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为什么2002年在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同样查获该校组织多名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为什么“意外受害”的孙英杰也是来自辽沈大地？为什么事件的直接负责人校长邵会斌是鞍山市的杰出青年、学科带头人？为什么丑闻的查处是来自于国家反兴奋剂委员会的神兵天将而非是鞍山反兴奋剂组织的自扫门前雪？如果你还有胆量，你可以再问，为什么前不久的十运会上丑闻不断？为什么每个省市官员对于金牌的迫切之心十倍于参赛的运动员。

　　答案似乎再明白不过了，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来：中国体育犹如一个五不像，党、政、群、事、企样样都搀合进去。举个简单的例子，上级部门来“视察”，即便是一个科级官员，地方都要负责接待，当初阎世铎去浙江，更是惊动了副省长都亲自请他吃饭。犹如时兴的“机场热”、“步行街热”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形象工程，执政者晋升的通行证；出名的运动员、运动队同样也是主管官员的赖以炫耀的政绩！由此，无怪乎在马克思眼中“作为人类获得解放之标志”的身体，被某些无耻的人随意的贴上了“国家荣誉”、“集体利益”这样的政治标签。

　　邵会斌的胆大妄为，不是个体的妄为，应归咎于体制的腐败，而体制性的腐败沉积厚了，就形成腐败的体制。2001年12月在足球界掀起的那场打假、扫黑、反贪的风暴。全国舆论口诛笔伐，球迷万众一心，可是一阵热闹之后，“司法介入”仍成了泡影；悔过书，内部处罚……态度决定一切，只要你认错就行，“家丑”不可外扬嘛！（当然，除了可怜的龚建平，不牺牲一个替罪羊怎能平众怒？）

　　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如果说现有的体制暂时无法触动，如果说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大发慈悲一下子顿悟，那么下一个“龚建平”岂不是在所难免？

　　希望这只是我的小人之心。文/李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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