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17岁的他跌跌撞撞地走出球场，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忍受。他参加过祷告会，那么虔诚，感觉自己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可是，为什么，如果说转职业，正是他想要的路，为什么总是输掉决胜局？为什么他总是觉得上帝不理他？为什么他总是做着同样的梦，梦见童年的他走在通往卧室的走廊上，却被一个可怕的怪物挡住了去路。

　　他停下脚步，四处观望，他站在森林里，找不到出路。他在岩溪公园游荡，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打开自己的球袋，把所有的球拍都给了那个人。他要脱离网球，他要开着租来的破车去流浪，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阿加西。

　　回到旅馆，他告诉跟他同行的哥哥菲利普，不想再打网球了。“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菲利普问。

　　他有高中毕业证书。那张毕业证书，是母亲的功劳。在他退学之后，母亲给他补了四年高中课程。这个证书可以让他……嗯……对，他可以去教网球课，一堂课50美元。

　　电话响了。一个晋级的球员退赛去北卡参加活动。只要阿加西替补参赛，就可以获得2500美元奖金。相当于50节网球课的工资，他计算着。于是，他又开上那辆租来的破车，去享受那本不属于他的晋级名额。

　　忽然，他的道路异常坦荡。他在失败中成长了，尼克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长发网球高手被寄予厚望。忽然，网球成了他证明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生存的方式——他找到了打球的理由。1988年，18岁的他赢得了6个冠军，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三位。他在白色的边线内飞奔，尽全力完成每一次击球。在他还没学会系鞋带的时候，父亲就到处吹嘘他会成为No.1，现在他距离父亲的理想只有两个台阶，这时……

　　就像忽然从树上掉下一条蛇一样，问题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

　　你是在为自己打球……还是为了别人的期望？成为No.1——你是在履行某个条约吗？

　　比赛中，他的思想，开始开小差，想东想西，就像一群受惊的鸟。游离的思想拖累了他的排名，他又变得让父亲心痛不已：麻木，任凭排名下滑，任凭状态跌落，任凭一输再输。出色的球技，脆弱的心灵，更衣室里的对手这样评价他。

　　这时，最离奇的事情出现了。他成了香饽饽，代言费和出场费高达百万。他不必追求大满贯赛事冠军，就获得了很多球员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再也不用在比赛前45分钟，靠汉堡、薯条、可乐补充能量。他要做的只是继续留着长发，穿着花哨衣服，戴着耳环，蓄着胡子，很酷的把毛巾抛在一边，尽情宣泄情绪；他要做的只是保持摇滚风格、叛逆形象，声色犬马地生活，反衬桑普拉斯的沉稳。麦迪逊大街的商家需要他，因为他的叛逆形象满足了青春期的孩子对抗父亲的渴望，满足了消费者把父亲或者老板踹进地狱的欲望。他是网球冠军，却底气不足，因为他从来没有赢过大满贯冠军；他是摇滚青年，事实上他却听巴瑞·马尼洛的抒情音乐。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人们对于阿加西的印象是“叛逆”，对商家来说就够了，阿加西也自得其乐，他有了足够的钱买兰博坚尼、法拉利、萨博、雪佛兰、三辆保时捷、JetStar私人飞机、波音727；他还得到了兰博坚尼式的女友，波姬小丝。然而什么东西都无法保持他的兴趣。他卖掉了汽车，封存了飞机，剃光了头发。他尝试离开网球，随后又觉得若有所失，于是他找到了新的“使命”——搜集世界上最好的咖啡，雇用地球上最好的理发师，品尝终极的玛格丽塔酒——把生活定格在一件事物上，做到极致，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件事物。又一个梦出现了，他梦见自己的舌头拼命摩擦着牙齿，直到一颗牙齿掉下来，然后第二颗，最后，全部掉光。

　　佳能请他代言，广告词只有三个单词。他想，肯定和相机相关，不会是富有哲学意味的话，也不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仍然生活在井底，看不到大画卷，他只知道，麦迪逊大街的营业额增长会使自己的钱包变鼓。三个单词组合得精妙至极，正符合人们对于“没拿过大满贯的奇迹”的看法：Image is everything（形象就是一切）。

　　也许，他是该好好算一笔帐了。他开始寻求改变。抨击他的人们没有看到这位千万富翁来到吉尔·雷耶斯那破旧的汽车间里，在硬椅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阿加西从这个充满智慧的灵魂那里汲取营养，就像是在寻找人生的稻草，正是吉尔·雷耶斯，引导阿加西领悟灵与肉；抨击他的人们没有看到“叛逆者”比赛之后，飞回家乡，直接从机场开车去牧师约翰·帕伦蒂家里；抨击他的人们没有看到他整夜开车绕着灯光闪烁的维加斯转圈。他开始思考人生，开始努力寻找温情的上帝、慈爱的父亲、可靠的自己。

　　一天，他的老朋友佩里，也是他的新经纪人，建议他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他和父亲的关系还没有缓和。在温布尔登获得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谁？父亲。父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本应该四局拿下。

　　他无法否认的是，他的一切都来自于父亲。阿加西没有接受佩里的建议。谁知道心理治疗的效果如何，谁知道心理医生会让阿加西做什么呢。除此之外，阿加西跟佩里说，心理治疗听起来像是一个捷径。我应该，也决心去直面这些问题，阿加西说，如果你给我机会走一次捷径，我会想要更多的捷径。如果我正视它，直面最糟糕的情况，我会尽力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必须自己解决这件事，我不能走捷径。

　　阿加西不再执著于父亲从他身上剥夺了什么，而是思考父亲给了他什么。同时，他决定帮助别人。他斥资百万建了一座25,000平方英尺的大楼，作为男孩&女孩俱乐部的活动基地，几千个孩子在这里找到了快乐。

　　阿加西不再执著于曾经的痛苦，因为他给自己增加了新的痛苦。他割破自己的皮肤，击球不够完美时，他会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直到流血。没有了父亲激情的火焰，他自己“点火”——输球后，他在宾馆包间里烧纸，甚至在多伦多一家餐馆的餐桌上烧纸，幸亏一位服务生及时发现，愤怒地把火熄灭；他把点燃的火柴放进嘴里，嘴巴撑得像个南瓜灯。当然，有时候，他的上颚和手指会被烧伤。没什么，总比麻木好。

　　不，森林还不够浓密，他得挖一个井出来，父亲不在，他自己挖。他又一次把自己像茧一样包裹起来，彻底迷茫了。他觉得球拍的紧密度有问题，于是，他每天依据温度、湿度、风力来做调整；他觉得自己的技术有问题，于是反复改进正反手，即时已经很好了；他把自己的训练营中的孩子们都叫来跟他打球，打了三天，直到——直到他领悟到，应该把手抬高1/8英寸……不，等等，应该是球的问题，太多绒毛，感觉不对劲；不，一定是球场的问题。见鬼，问题到底在哪里，真郁闷，难怪他常常想扔掉球拍走开。很多时候，他发现自己如此无能为力——只差那么一点点。

　　就像1995年10月的一天，在德国的埃森，在6：4领先马里瓦·华盛顿时，阿加西的鞋底脱落了，他只能临时借朋友的鞋，同时叫人跑回宾馆取另一双鞋，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一溃千里。他瞥了一眼大屏幕，看见自己穿着陌生人的球鞋打球，过着陌生人的生活，也看见自己输了——他以两个6-1，输掉了接下来的两局，也输掉了接下来的两年中的大部分比赛。

(责任编辑：du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