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2000年4月24日出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2005年2月调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党委副书记。正当他从风口浪尖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时候，今年7月，他又以一本名为《忠诚无悔》的新书重新成为人们的话题，他也再次走进央视《面对面》露脸，并敞开心扉回顾了五年任职期间中国足坛的风风雨雨———

　　履任足协———“也许这是一个信任，也许是个误会。

　　记者：您好不容易从足协岗位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时间隔得还不是很远，因为您这本书可能会重新勾起您的回忆，您不担心吗？

　　阎世铎：人们对我怎么看也好，其中的功过是非也好，我觉得我并不太在意，我觉得出这本书可能也是对我在足协工作尽得最后一份责任吧。

　　记者：就是今天看来，我们仍然觉得好奇，一个并没有从事过足球工作，也没有学过足球专业的人，怎么会被推到这样一个岗位上呢？

　　阎世铎：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领导，可能我书里讲过，也许这是一个信任，也许是个误会。

　　记者：那您当时没有担心吗？

　　阎世铎：有些担心，实际上我对去足协的困难是有些思想准备的，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准备得不充分。当时领导跟我讲得很清楚，伍头，就是伍绍祖同志跟我讲，说你到足协去，一不要想发财，二不要想当官，说现在中国足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需要一批牺牲者，说你去到那儿，就踏踏实实去做。所以当时我到足协的感受，我讲了八个字，“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扫黑风暴———“这些人好多都是教师，都有工作、有家庭，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同志。”

　　记者：好像您在任上时一直是危机不断，您觉得真正有挑战性的危机，第一个是哪个？

　　阎世铎：就是在2002年初的裁判风波问题上。（注：2001年9月29日，世界足球公平竞赛日，这天甲B联赛第21轮比赛中，成都五牛在主场以11比2大胜绵阳太极队。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史无前例的大比分。这场比赛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球迷指责这场比赛亵渎了“公平竞赛”。仅仅过去一周，甲B的赛场上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假球现象，足协从重处罚了五家俱乐部。有的降级，有的俱乐部运动员停赛，这种处罚力度不仅在中国足球史上，在新中国的体育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记者：作出处罚决定时没有犹豫吗？

　　阎世铎：决定先是由纪律委员会作的，然后报了足协的主席会议，大家都非常赞成。不过我也有过犹豫，因为这不是说是哪个运动员违纪，停赛一两场，而是涉及好几个俱乐部，可能将来的反弹和阻力会非常大。所以这时足协提出了“治病救人”的处理政策，坦白者可以在协会内处罚，不对外公布姓名。第一是保密，第二来讲呢，根据情况我们该用还是要用。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思路呢？

　　阎世铎：因为这样能解除那些敢于承认自己问题的人的后顾之忧，否则的话谁也不会讲。足协后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讲政策，讲整个的进展情况。当天晚上就有一个裁判给调查组打来电话，说他在电视里看了中国足协的表态，说他被足协的政策感动了，还说明天就到北京把钱送到足协去。

　　记者：如果公开以后会怎么样呢？你们担心什么？

　　阎世铎：因为这些人好多都是教师，都有工作、有家庭，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同志，处理这些事情，当时我们曾经邀请了高检、高法的一些领导，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决定到底该怎么办。

　　记者：您心里有数吗？会不会担心面太广？

　　阎世铎：当时是有点，我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面到底会涉及多少。

　　龚建平案———“我觉得他是个好老师，过去也是个好裁判。”

　　记者：很多裁判可能因为你们这种态度被保住了，但是龚建平没有。

　　阎世铎：确实，当时很多的裁判都非常担心我们把他们给露了，自己如果不说你未必能揪到我，我自己说了最后你倒把我们给暴露了。他们有这种顾虑，但我不知道当时龚建平是出于什么考虑。

　　记者：你们有过直接的交谈吗？

　　阎世铎：龚建平确实找过我。我对龚建平，有点印象，但不是很深。那天我在办公室坐着，突然有人敲门，后来进来一个人，因为我的办公室很黑，那个人进来以后就站在我前面，说阎主席，我叫龚建平。后来就跟我讲，很多的俱乐部，包括媒体，都说那封信是他写的，最后他无非就向我说，第一那信不是他写的；第二，他没有收过俱乐部的钱。可以讲在整个裁判队伍里面，唯一找过我的，就是龚建平。我觉得他是个好老师，过去也是个好裁判。但是他给我讲，这件事情，他确实是当事者，也是个受害者，其实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个悲剧的结局，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凡是和龚建平打过交道的人，都应该想一想，是谁使他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他有他的责任，但是今后我们应该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了，真的。

　　面对红包———“你他妈的想害我啊！”

　　记者：有人给您送过钱吗？

　　阎世铎：也送过。

　　记者：您怎么处理呢？

　　阎世铎：第一次让我给骂跑了，感觉很气愤。当时从那口袋里我看到的是一个连盖都没封的卷宗，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汇报材料。当时是一个小伙子，他说主席您挺辛苦的，我们领导给您送点东西意思意思，我一想那就不是材料啦，我从侧面一看里面全是钱。我就火了，我平时说话很硬但是不怎么骂人的。当时我一下子就骂起娘来了，我说你他妈的想害我啊！你是不是想害中国足球啊！小伙子转身就跑了。第二次是过年，去看国家队，我们过去一个合作伙伴，可能过年了，说在这挺辛苦的，他拿个纸袋装了几条烟，我说留一条就行了，在这待不了几天，他说不行，就弄了三四条烟搁那，后来我说，你要这么的，这烟就送给弟兄们抽了，他说你不能送，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塑料袋子里，还有一个纸袋子，我说这样，我要到队里开会，结果他们就说要走了，我就把纸袋子，提着扔到他们车上，我说兄弟，这烟我一条都不要，你们拿走。

　　当众流泪———“实际上我是一个挺爱动感情的人。”

　　记者：2004年您在武汉与球迷座谈时，曾经当众哭了，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子，流着泪给球迷鞠躬，这给大家印象很深。承受什么样的压力会让您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阎世铎：当时国奥队输了，我很内疚，其实这还是我第一次掉眼泪。我这个人有时候看着是给人感觉很冷酷，实际上我是一个挺爱动感情的人。

　　记者：那当媒体对您进行这样那样的报道的时候呢？影响到您吗？

　　阎世铎：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可能还没有哪个人像你受到这么多攻击，甚至是一种人身的侮辱。我在足协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对待这种问题的方式，就是不看报纸，不看有关足球的网站。

　　记者：有那么厉害吗？

　　阎世铎：确实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你不在其中的时候，你真的是难以体验到这一点。当时这种压力不仅对我，真的，对我的夫人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夫人是一个非常大度宽容的人，但是当时我真的看到她一下子老了很多。其实就在那一年，但是我觉得我挺感激她的，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也知道她在单位承受什么样的压力。

　　感谢五年———“我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足球。”

　　记者：经历了那些风风雨雨之后，不知道在您的心目中，足球还有位置吗?

　　阎世铎：我觉得足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运动，我现在离开了但仍然很感谢足球，另外我现在仍然很关注足球，有时候我要是在家里也经常看一看。可能我觉得在我今后的日子里，我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足球，这可能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记者：但是在外人的想像中，您在足协这五年，可能更多的是委屈，是忍辱负重。

　　阎世铎：忍辱负重是有，比如别人骂了你，你不能去骂别人，甚至别人编造了一些很虚假的东西，你也不能去解释，确实有忍辱的问题。负重也有，足球水平不高，每一次国际比赛跟过鬼门关一样。但是我觉得委屈的感觉并没有太强烈。

　　记者：那您还感谢足球什么呢?足球曾经给您带来过快乐吗？

　　阎世铎：带来过，现在也给我带来快乐，我很感谢足球给我的这五年的经历。我觉得给了我阅历和财富,这个是拿钱买不到的。

　　铿锵三人谈

　　原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在淡出人们视线近两年后，以一本记录自己五年足球领导生涯的自传《忠诚无悔》敞开心扉高调接受央视采访，而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天，我们请杭州日报体育记者李坤军、李琛和吴卓平来聊聊这一话题。

　　主持人：从今天来看，阎世铎作为一个足球的外行，当初出任中国足协掌门人是否合适？

　　李坤军：合适不合适的话题，都是事后诸葛亮，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阎世铎当年入主足协，能肃清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也不会有人认为，中国足球今天的局面是阎世铎一手造成的。

　　李琛：虽然不合适，但即使内行领导内行也未必能管好中国足球，王俊生就是个例子。

　　吴卓平：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大爷是律师出身，但正是他领导着这个联盟一举摆脱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颓势，将NBA发展成世界上最成功的职业体育联盟，并成功地推向了全世界。内行也好，外行也罢，作为一项产业，足球同样具有矛盾的普遍性，都不是成为好领导的决定性因素。

　　主持人：在阎世铎就任的近五年时间里，有中国队冲进韩日世界杯的喜悦，也有国奥惨败、女足凋谢、假球黑哨横行等种种致命性事件发生，你们认为这些与阎世铎的领导有关系吗？

　　李坤军：这个问题与上个问题一脉相承，作为事实上的一把手，说这么多问题与阎世铎无关，肯定说不通，但追根溯源都要将责任怪罪他头上，也确实委屈了他。

　　李琛：与他的领导多少有些关系，但也不能都怪罪于他，俱乐部、球员等所有从事足球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责任。

　　吴卓平：尽管身为中国足球的掌门人，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阎世铎只是一个个体，而目前的中国足球并不是几个人能够拯救的。阎世铎没能止住中国足球的颓势，但将黑锅都背在他身上，也实在是冤枉“阎王”了。

　　(央视《面对面》)

(责任编辑：王海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