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王德显曾执教的火车头马拉松队四名退役女队员艾冬梅、郭萍、臧云杰、李娟昨天以王德显“侵占财产罪”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这是继孙英杰去年年底向王德显及相关部门讨要工资及奖金后，又一起与王德显有关的工资及奖金纠纷。

　　王德显擅自取走10万存款

　　艾冬梅、郭萍状告王德显侵占个人财产，并分别在诉讼请求中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德显侵占罪，并承担刑事及相关民事赔偿责任；要求王德显返还原告艾冬梅人民币5万元，返还原告郭萍5.1万元被侵占财产。

　　艾冬梅在诉状中写到：“被告王德显作为火车头体工队教练，在执教艾冬梅（原告）期间，以其年龄较小为由，将其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代为保管，直至2006年5月28日，原告（艾冬梅）发现其工行存折中2万元人民币被被告王德显擅自取走，并拒绝归还。此外，原告在2006年5月20日才发现其有一个中国农业银行存折，挂失时存折内仅剩6000元，其余3万元被王德显取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5条、第117条等有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取得的他人财产承担民事返还义务。”

　　没见过1999年之前的工资

　　艾冬梅对记者说：“王德显非但没有兑现为我们解决北京户口以及退役后分配工作的承诺，甚至连他曾说的为我们代为保管的工资和奖金，都以支付了训练费及营养费为由拒绝归还。”

　　据艾冬梅介绍，1999年之前，她们四人的工资与其他队员一样都是以现金形式发放，但她说：“1999年之前的工资，我们连见都没见过。”退役后她与郭萍的工资仅为七八百元，通过一个工商行工资存折发放。“我（艾冬梅）是在2002年拿到工资存折的，郭萍是2004年拿到的。据火车头体协工作人员说，其实1999年工资就已经改为以存折的形式发放，而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将近1000元。但拿到折子时，郭萍存折上的余额仅仅为7000元，而我（艾冬梅）存折里只有2000多元。如果从1999年起按照月工资累计计算，卡上的数额绝不止这个数。”此时，郭萍特意拿出自己的工商行工资存折，从存折对账的时间看，在郭萍2002年拿到折子前已有几笔大额取款，而郭萍说：“这些钱究竟是谁取的我根本不知道！”

　　高强度训练导致双脚变形

　　艾冬梅和郭萍的脚因为大运动量训练已经严重变形，这也直接影响了她们再去自谋职业。艾冬梅和郭萍已经和火车头体工队就此事进行了沟通，但体工队至今没给出解决方案。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自主择业的退役运动员要发给一次性补偿费，这其中包括基础安置费，运领补偿费和成绩奖励三部分。

　　据了解，艾冬梅等已经于9月14日按法律流程给火车头体工队提交了律师函，但如果在五个工作日内火车头体工队没能给予回复，那么她们将向大兴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争取相关的利益。如果劳动仲裁机构不受理或者在仲裁失败的情况下，她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据《体坛周报》

　　王德显“人间蒸发”

　　艾冬梅、郭萍、臧云杰、李娟四人正式递交诉状后，记者第一时间拨打了王德显的手机。

　　记者第一次拨打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接电话的人操东北口音，与王德显十分相似。记者随即将事情简要叙述了一遍并提出采访要求，但对方却表示自己并非王德显，随后立即挂断了电话。记者此后与其他同行联系，希望得到王德显的反应，但多名同行均不约而同遭遇“打错电话”的尴尬。稍后记者再次拨打王德显的号码时，语音提示对方已经关机。直到昨晚截稿时仍没人找到王德显，似乎他已经“人间蒸发”了。本报记者肖竹

　　海淀区法院正式受理诉状

　　数日内将传唤王德显

　　昨天下午，北京海淀区法院正式受理了艾冬梅等四人的诉讼状，此案随即将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原告方代理律师许子栋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法院将在数天内向王德显发出传票。

　　原告方原计划以“侵占财产罪”直接提起刑事诉讼，但最终改为民事诉讼。许律师表示，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决定暂不采取刑事诉讼。“在过去几年中，王德显擅自取走两名队员银行卡中的工资，这已经违反了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5条、第117条等有关规定，我代表四位当事人请求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取得的他人财产承担民事返还义务。”

　　在去年孙英杰事件中，孙家人曾向王德显和火车头体协提出过返还工资奖金的要求，而据许律师介绍，“此次起诉的对象是王德显本人，并不包括火车头体协”。对于此案是否能胜诉，许律师表示虽然没有100%的把握，但仍有相当的信心。“毕竟案件还没开始审理，最后的结果谁也无法估计。但根据我们目前手中掌握的大量证据来看，我个人对这桩官司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说。本报记者肖竹

　　回放

　　孙英杰只要回奖金零头

　　对王德显来说，私吞队员工资和奖金并非第一次了（他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暂时保管”）。早在去年孙英杰兴奋剂事件时，某北方媒体就曾给孙英杰算过一笔账，根据孙英杰的比赛冠军奖金以及破纪录奖金，她的奖金总数高达260万，可孙家从孙英杰参加训练到十运会药检出事，一共只从王德显处拿到10万元。此事一经曝光，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孙英杰的父亲孙凤有与家人商量后，通过媒体发起攻势，逼王德显退还孙英杰的工资和奖金。

　　经过火车头体协协调，王德显最终在去年年底答应归还孙家60万元，其中工资加比赛奖金近40万元，十运会铁道部奖励20万。同时，还有一套九运会时奖励的住房。在通过媒体要回这260万元的零头后，孙家人见好就收，不再向王德显施压，孙凤有更是向火车头体协的领导表示：“我不算！我也不取！等我女儿2008年打败了埃塞俄比亚那几个选手，我挺着腰板到这儿来取钱！”本报记者肖竹

　　记者述评

　　教练？教父？

　　“孙英杰事件”余波未平，王德显又再陷“讨债门”之中。这次艾冬梅们直接选择了采取法律手段，王德显想要像上次那样含混过关恐怕不那么容易了。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谁给了他那么大的胆子？类似事件还有多少？

　　这一事件与当年的“马家军”内讧极其雷同。从马俊仁到王德显，两名功勋教练的人生轨迹惊人相似：两人都在女子中长跑项目上扬名，但又都在钱的问题上身败名裂。有意思的是，两人还都是东北人。马俊仁对队员的体罚与“中华鳖精”一起家喻户晓，王德显“暴打”孙英杰的恶行也被孙母含泪揭露，再加上早已被曝光却迟迟没有处理结果的鞍山兴奋剂事件，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中国体育的一些角落里，的确存在不少游离于法制和道德之外的东西。

　　为什么出事的总是中长跑？这也许并非偶然。中长跑不是一个轻松时尚的项目，从事这一行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因此该项目选手通常来自农村或贫困地区。实际上不光中国如此，世界上几位著名中长跑运动员均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不发达国家。在所有体育项目中，只有最能吃苦的人才能在中长跑赛场上出人头地。农村孩子肯吃苦、善忍耐且容易管教，教练的权威能最大限度被体现。在相对封闭的训练环境中，“家长制”的形成几乎是自然而然的。运动员的训练、生活起居以及参加比赛均由教练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教练不仅是教练，还是拥有运动员“生杀大权”的“教父”。

　　“教父”，即亦师亦父。这是中国体育传统计划体制的一大特色，其中的负面典型是王德显和马俊仁，正面典型或许就是刘翔的教练孙海平以及罗雪娟的教练张亚东。四“民女”的一纸诉状显示了中国运动员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这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但如何才能让“王德显们”彻底从中国体坛消失、让这种白毛女似的悲剧不再重复上演，这也许就不是海淀区法院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本报记者 肖竹

(责任编辑：李小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