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秋菊打官司》

　　马俊仁和王军霞情同父女，然而因为一辆奔驰形同路人。马俊仁带领马家军跑过的路程几乎大过世界上任何一辆奔驰最远的行程，用血和汗，而不是高标的99号汽油。

　　王德显(王德显新闻,王德显说吧)和艾冬梅也曾经情同父女，但因为一个存折，他们对簿公堂。

　　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可以为一辆奔驰，为一个存折，就把脸撕破，《悲惨世界》的冉阿让为了一个面包改变一生，芳丁为了生计卖掉所有牙齿，生活不会变化，不会因时代而变化。

　　我曾经看过一张荣获何塞摄影奖的照片，画面中是一个中国小女孩在练体操，她那么小，几乎就是一根还没发育的豆芽，但却拼命地压着自己的腰腿，看上去很残忍！这幅照片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外国评委根本不懂得中国体育制度的残酷，为了荣誉、为了名次，就会以牺牲孩子的身体和心灵为代价，从小强化训练她们。

　　郝洪军说：就像驯兽。

　　我大学毕业分到一家体育报社，我的第一次采访就是去技巧队看七运会备战，中国技巧队一直都是世界一流的，而我目击了我们是怎么成为世界强队的———那天，我看见一个只有八岁的小女孩在完成一个手抛空翻时，肘部“啪”的一声，骨头就从接合处冒了出来，像粉嫩小胳膊外的附属品，小女孩很漂亮，但那时她的脸痛得完全扭曲，黄豆大的汗珠流在缓冲垫上，而教练还在一边鼓劲：妞子，不哭，好样的！

　　后来我想，要是在西方，这个教练可能要被控告虐待幼童。

　　我不认为王军霞的“奔驰事件”和艾冬梅的“存折事件”是相互孤立的，中国体育从来没有把运动员当成一个个体的人，而是当成国家机器中的零部件来看待，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每个运动员完全服从并完成极端目标。

　　体育的初衷是人性，但在奥林匹克金牌的鼓舞下，我们却让它越来越没人性。所以会出现一件又一件运动员与教练、与运动队因利益分配打官司的例子，在西方，它早有明文或惯例保障。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存折事件”发展到这种地步后，火车头体协方面没有人站出来表态，好像此事与他们无关，但其实，这件事谈不上人命关天，至少也关系到中国体育的形象。

　　不要把这件事情与“秋菊打官司”联系在一起，秋菊的事是中国农村妇女与村干部的民事纠纷，它黑是黑、白是白，明摆在那里，与“观念”无关，与“体制”无关；而“存折事件”却透射出中国人只把体育当成金牌或国家荣誉，与观念与经济无关，与人性无关。这更可怕。

　　媒体把艾冬梅们变形的脚拍成照片发表在报纸上是一次善举，这证明我们的新闻很开放自由，而且我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仅仅限于对王德显的指责———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王德显了，有太多的艾冬梅了。

　　我大学毕业那会遇到不少从运动员退役下来转行做记者的同事，他们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伤病，终生的，而且他们文化程度很低，连“缘木求鱼”都不能听写出来！

　　在我小说的开头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一个优秀的中国跳伞运动员在跳出伞时伞包没打开，直接从800米高空掉下来，像一根白色的巨大的木棍，他掉到伞场附近的油菜地里，下半身全部扎进土壤里，骨头从肩头冒出来，皮肉裂开，殓尸的人用床单才把他包好，他的父亲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幕，当时就昏死过去。

　　我不知道他的家庭后来生活得怎样，不知道抚恤金能不能养活他的家人？不知道他昏死过去的父亲后来是否活过来？(李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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