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撰稿 本报驻京记者顾晨

　　沸沸扬扬的“冬梅打官司”事件正向纵深发展。上周五，艾冬梅等三人诉王德显(王德显新闻,王德显说吧)民事侵权正式立案之后的第二天，她们又和另一当事人臧云杰来到火车头体工大队，交涉退役补偿事宜，目前正在等待答复。

　　在“侵占工资奖金”、“黑社会”、“殴打队员”等等火爆字眼的底下，“冬梅打官司”所包含的多重事实和意义也正浮出水面。更发人深省的则是，在张艺谋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提炼出打官司的“秋菊”这个典型人物之后，中国体坛不断地经受着“春兰”、“冬梅”们的季节性拷问。目前看来，这种拷问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上周四，在北京海淀区法院以民事侵权正式立案之后，艾冬梅的代理律师许子栋表示，他们一定会将官司一直打下去。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程序已经展开。法院方面表示，按照审理程序，将会在七日之内把传票送交王德显，并在三个月之内开庭审理。在正式开庭之前，艾冬梅们和王德显的纠纷也许将一波暂平，但是她们向火车头体协寻求退役补偿的行动，一波又起。

　　　 ９月２２日上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奔波，艾冬梅等人从东郊的通县赶到了北京南郊的火车头体工队，希望能和体工队领导协商退役补偿的问题。郭萍和艾冬梅分别在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离队，由于脚部畸形严重影响了她们的身体状况，因此退役之后的三四年内一直无法正常工作，王德显当初向她们承诺的“分配工作”也一直没有兑现。因此从今年年初开始，艾冬梅等人就开始和火车头体协沟通，希望能得到相应的退役补偿。

　　　 根据相关法规条款，国家要求相关部门对自主择业的退役运动员发放一次性补偿费，这其中主要包括基础安置费，运领补偿费和成绩奖励三部分。在多次奔波之后，火车头体协方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９月初，艾冬梅甚至惊讶地发现，原先每月７００多元的工资竟然变成了３００元，因此她们不得不有所行动。在许子栋律师的建议下，艾冬梅和队友郭萍、李娟、臧云杰于９月１４日给火车头体工队提交了律师函。但在规定的五个工作日之后，火车头体工队方面毫无音信，因此艾冬梅们决定再次上门讨说法。

　　 虽然仍然持有铁道部职工的证件，但一开始，体工队门口的保安甚至以“领导不在”为由，拒绝艾冬梅等人进入。直到保安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她们才被准许入内，随行的许子栋律师及记者仍被拒之门外。据艾冬梅介绍，接待她们的是“体工队办公室的一名老师”。尽管语气非常和蔼，但说到正事上，态度依然没有变化。此人告诉艾冬梅等人，这几天体工队一直在开会研究如何对她们进行“退役补偿”，但当艾冬梅要求给出一个具体解决日期时，他却表示无法给出，并以上级主管部门(铁道部)不批作为答复。正当艾冬梅等人打算离开时，又在楼道中撞见了火车头体工队负责人陈祖平。陈祖平同样叫她们回家等待结果，但却也没有回答要等多久。

　　 对于这次与体工大队协商“退役补偿”，许子栋律师表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协商解决，让体工队给我们一个答复，当然我们不会永远等下去，她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容许她们在北京长住。”按照程序，艾冬梅们可能将向火车头体工队所在大兴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一旦劳动仲裁机构不受理或者仲裁失败，她们将像状告王德显一样，把火车头体工队也告上法庭。本文见报之前，记者再次致电许子栋，他表示铁道部方面已经表示要给艾冬梅等人发放退役补偿，他们正在耐心等待。

　　第一次听说艾冬梅们的遭遇——律师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至此，“冬梅打官司”所包含的多重事实逐渐浮出，艾冬梅们的维权诉求更加明晰。除了针对王德显的“侵权案”以外，还包括火车头体工队的“退役补偿”，另一部分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奖金纠纷，艾冬梅们希望得到舆论和社会的支持。但在四个月之前，艾冬梅等人并没有如此清晰的维权思路，她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王德显“兑现承诺”上。

　　“在发现工资卡上的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没想到要上法庭，以前都从来没去过法院！”艾冬梅说，打官司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5月下旬她们相继发现工资存折、津贴卡上的大额款项被挪用。

　　 第一次听到艾冬梅们的遭遇时，律师许子栋“还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没想到“要进行到诉讼的程序来解决问题”。但在其后三个月的往来奔波之后，许子栋也逐渐理解此事的复杂程度，“我作为代理律师接手之后，铁道部、火车头体协、国家田管中心都跑过，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在寻求诉讼解决的过程中，许子栋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究竟告谁？“火车头体协属于铁道部，而王德显又属于火车头体协，究竟哪一个作为被告！”反复斟酌之后，“侵占工资奖金”的王德显被选择为突破口。

　　 在诉讼方向上，许子栋也做好了至少三手准备，“一种是刑事侵占，另一种是民事侵权，还有就是不当得利。”一个不被了解的细节是，为了确保立案成功，许律师还专门征求了“有关领导的意见”，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才最终以民事侵权为由状告王德显。

　　此前多起类似事件表明，由于处在法律和体育的夹缝中，运动员权益被侵害案件很难真正立案。本报前不久曾报道《全运会冠军状告训练中心》一事，至今仍然没有正式立案。由此，许子栋对于最终立案成功也很满意，“这应该说是国内类似案件中第一起正式立案成功的。”

　　案件的焦点是艾冬梅、郭萍、李娟三人工资存折和训练津贴卡内的款项被挪用，她们也曾就此询问过王德显，据称王的回答是“都用作营养费和训练费了”。艾冬梅回忆，王德显曾经让她们签过“营养费”票据，“这些单子有60万元的、36万元和16万元的，总额超过一百万元。”但是她们表示，并未服用过什么特殊的、名贵的营养品，平时的饭菜也很一般。

　　可以想见，一旦正式开庭，双方在具体事实的层面将会进行激烈的辩论，特别是营养费、训练费的合法性及用途。针对案件的焦点，一直关注事态进展的福建法学理事会的林柏冬律师认为：“王德显如果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些钱是用在队员身上，并且是在队员的同意之下，那么他就构成侵占，要承担民事责任。”在他看来，艾冬梅们胜诉的可能性有七到八成。

　　究竟该拿多少钱 教练队员都没数

　　从去年的孙英杰到今年的艾冬梅们，这两起和王德显有关的工资、奖金纠纷呈现出类似的模糊状态。孙英杰及其父母在去年的风波中就向媒体表示，对于她赚了多少钱、应该分多少钱，以前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孙家也曾找王德显询问他们可能会得到多少，王德显也说“不清楚”。这种利益模糊状态同样出现在“冬梅打官司”的事件中。艾冬梅也表示，之前她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利益和权益，只是希望王德显兑现承诺。

　　针对这种利益分界点模糊不清的现象，福建法学理事会的林柏冬律师形象地总结：“队员和教练员的法律关系不明确，类似父母又不是父母，类似上下级但其实也不是上下级，队员怕教练又要依赖教练，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具体到运动员个人原因时，和艾冬梅一起告状的郭萍也承认，“我们缺乏文化，对很多事情都了解不多。”

　　由此，这两起维权事件也形成了类似的时间间隔。孙英杰的爆发是在其由于服用禁药被处罚，而且有可能退役之后，同时，王德显也由此被取消了当场执教的权力。艾冬梅们的爆发，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同门师姐的启发，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退役和王德显的被禁，使得原本强弱分明的态势对比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

　　北京《竞报》的评论文章《人算不如天算》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难道非要等到金盆洗脚退出江湖的这一天，运动员们才能甩开包袱和教练明算账？”记者曾就此问过艾冬梅，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经常挨打。”郭萍还描述了一次她被王德显“打了三个小时”的惨痛经历。

　　据了解，去年孙英杰提出要钱之后，也曾被王德显当着众多队员追打，孙在“一张桌子下面藏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一旦退役，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就此消失，也许，艾冬梅们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将刺激她们的思想解放。

　　在中国体育界，这种主教练“家长制”的模式肯定不是普遍现象，但也确有个案存在，善于归纳新名词的网友将其形容为“体霸”。事实上，各主管部门也意识到了类似情况的存在，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来改变。仅就奖金发放而言，火车头体协人士表示，为了避免以前现金发放中出现的问题，从2000年之后，采用了将款项打到运动员各自存折和银行卡中的方法。但对于主教练“扣押”队员存折的事情，他们表示并不清楚。

　　国家田管中心的做法则更加完善。田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队员和教练之间因为经济利益而发生矛盾的事十分普遍，但是自从田管中心组建国家队以后，中心在这方面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给运动员的所有补助和奖金都打到银行卡里。“一般来说，银行卡我们都发到领队手里，由领队帮运动员保存，教练不插手。”这种类似“政企分开”的奖励和训练脱离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更能遏制主教练独断事件的发生。

　　国家乒乓球队将推行的模式则“看上去更美”。兼任体总局局长助理的蔡振华年初表示：“乒乓球队将建立运动员直接面向队委会的申诉渠道，队员不专属于哪个教练，更不能被教练所挟制。”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可以随时表明自己对主管教练的不满，可以申请更换主管教练，可以在年度的教练员应聘时投反对票。

　　王德显：工资卡不是她们的名字

　　 正式立案之后，此前保持沉默的王德显一方也有所表示，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王的代理律师在和媒体沟通时，不仅质疑对方证据的可信度，而且还表示：“工资存折不是以她们自己的名字开的，而是火车头体协开的。”工资存折、津贴卡的户主究竟是谁，需要法庭根据证据来判定，答案应该并不复杂。但由此也引发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一张看似简单的工资存折，会引起这样大的纠纷呢？

　　 艾冬梅加入火车头中长跑队时，才１４岁，“王德显说我们年龄太小，存折就由他代为保管，退役的时候再给我们。”根据艾冬梅回忆，这张１９９９年开设的存折，她直到２００２年才拿到手。“在此之前，存折、银行卡都在王德显那，我们谁都没见过。”似曾相识的一幕同样发生在当年名震中外的“马家军”上，作家赵喻在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就描写过这样的细节：马俊仁一直随身带着一个皮包，几乎包不离身，里头装的就是队员的存折和银行卡。

　　 本属于队员的存折和银行卡，为什么会长期由教练保管，而且并非极个别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士告诉记者，“教练员不仅带着运动员自己练习，而且安排分配下来的训练资金，有时候需要有些教练员会把运动员得到的奖金投入训练当中，所以实际上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利益很难分得清楚。而且事实上教练员常常会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运动员，所以一切都更难说清楚了。”

　　 存折背后的利益分界点究竟在哪里呢？知情人士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运动员的收入一般由工资和奖金构成，一般来说，工资肯定归运动员本人全额所有，而比赛奖金则需要按比例分配。”针对“冬梅打官司”的具体情况，火车头体工队负责人陈祖平曾对媒体有类似的解释：对于农行卡里的训练奖金，“教练有二次支配的权力，他有资格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用在训练中。而工行卡主要是用来发放队员工资的，不应该出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初步调查之后，火车头体工队已经向艾冬梅等人明确：“打入队员农行卡里的钱是已经扣除了二次支配后的剩余款项，这意味着卡中的全部金额归队员自己支配。”这也被动，艾冬梅等人农行卡中的训练津贴“被动”，具有更多的可疑之处。

　　对于奖金发放的具体比例,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去年曾告诉《三联生活周刊》说：“我们保证奖金的绝大部分比例归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总局和协会也会留下些比例作为活动和组织经费，但是这个比例是最小的，不到15%。”

　　据记者了解,在管理部门提取一定比例之后,按照行规一般是由运动员和教练员五五分成。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比例和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和规则。以艾冬梅为例，她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３年多次参加国内外比赛，在北京、大连、日本千叶、美国波士顿等马拉松赛上屡次名列前茅，据她估算，获得的奖金数目应不少于２０万元，但至今她“没有拿到一分钱”。

　　 目前国内体育界通行的奖金分配办法，是由前国家体委和人事部于１９９６年下发的相关规定。体育总局下属体育科研所的胡利军研究员等人曾专门撰文，认为“该办法已难以满足竞技体育发展对奖励制度的要求”。在分析奖励分配目前存在的问题时，该报告也指出，一方面“奖励制度的体系性和科学性不够，缺乏全盘考虑，结构和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甚至存在“暗箱操作，私下交易”等现象。

　　艾冬梅们路在何方

　　在侵权官司进入法律程序、退役补偿正在商洽之后，代理律师许子栋表示：“我们已经把重点放到更长远的方向上。”在正式立案之前，他就向媒体呼吁：除了官司本身之外，“艾冬梅们今后生活何去何从，更值得关注”。如果一切顺利，艾冬梅等人将获得数额不等的退役补偿，四人中成绩最好的艾冬梅获得的数目应该最多。但让人更关注的是，除了这一笔有形的金钱之外，艾冬梅们将如何继续她们的生活。

　　 在运动生涯结束之后，绝大部分并未获得过奥运会和全运会这两种分量最重金牌的运动员，他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身体遭受运动损伤，并且缺乏一技之长。以艾冬梅、邹春兰为代表的类似运动员，如何真正解决他们的退役问题，是中国体育目前面临的现实难题。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南方周末》报道，仅仅是在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在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各种冠军就有数十人。主管此项工作的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也承认，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目前的一个难点问题。

　　 对于自谋职业的退役运动员，管理部门目前都采取一次性补偿的办法，艾冬梅们目前也正在寻找这条解决之道。但是在获得这数额或多或少的现金之后，她们又如何重新就业呢？艾冬梅和郭萍目前的打算是，获得赔偿金之后开一家小复印店，“技术要求不是很高，我们也能坐着工作。”从更宏观的制度层面，“为解决退役运动员，为做好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国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冯建中此前向媒体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曾下发文件，要求“体育、财政、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要研究制定非职业化运动队优秀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的政策措施，尽快建立对优秀运动员的激励机制和伤残保险制度，解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退役运动员难就业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运动员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文化素质缺乏的不足。为此，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曾递交提案，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和训教一体化制度，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同时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要“教训结合”。但类似的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难点，比如艾冬梅等人实际上获得华东某大学大专挂本科的文凭，但却没有获得实际知识，因为高强度的封闭训练让她们没有真正学习的空间。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王德显的律师在和媒体沟通过程中，曾表达过如下意思：此事和体制有关，“在０８奥运之前恐怕很难解决。”在０８奥运即将来临之时，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如何让体育改革更人性化、社会化、市场化，“冬梅打官司”事件由此带给我们更深层的思考。

(责任编辑：小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