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9中青队近日开始了他们为期一个半月的集训，而已解散回家的U17小队员们还没等到中国足协给他们命运的“终审判决”。在成绩决定一切漩涡中挣扎的中国足球，面临着人才越来越少，基础越来越薄弱的尴尬。三问中国青少年足球，每个回答都让人触目惊心。

　　有多少人在踢球？

　　先看一组数字:86年龄组，中国足协注册为380人左右；88年龄组，234人；90年龄组，182人。每个年龄段踢球的人都在锐减，从中国足协青少部得到的这一连串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再看另外一组中国足协青少部的资料，在国内联赛鼎盛时的1997至2001年，中国足协注册备案的各类足球学校超过3000所，而现在萎缩到300所左右。秦皇岛的中国足球学校，在校生最多时超过1200人，现在则减少一半。

　　1992年红山口会议后，中国足球率先走向市场化体制，原来专业体制下由业余体校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也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各职业俱乐部梯队以及各地足校。因此，足校的兴衰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状况的好坏。2002年世界杯后，随着联赛问题的大爆发，全社会对足球的热情锐减，依靠学生学费作为惟一生存支柱的足校自然难以为继。同时，家长们逐渐趋于理性，越来越多的人不肯花钱去送孩子踢球，没有了生源，就没有了收入，很多足校只能退出。

　　每年递减的球员人数，每年消失的足校数目，都在说明着一个问题:中国投身到足球事业中的人越来越少了。

　　有多少钱在投入？

　　还是先看一组数字:王俊生担任中国足协领导的时候，中国足校每年能从足协拿到100万的行政拨款，到了阎世铎当政时，一分钱都没了，完全把这个官方足校推上了市场。到了现在的谢亚龙(谢亚龙新闻,谢亚龙说吧)当政时，中国足校每年的亏空达到了160多万。

　　中国足协对青少年培养上舍不得花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现在，足协青少部的教练们都在吃可可维奇(原山东鲁能足校总教练)的老本。2000年，足协将可可维奇在清远集训期间的讲课教材整理成册，结果就成了中国青少年教练的学习范本。当年，中国足协也曾有意请可可维奇担任青少年的技术总监，然而最终却因不愿意支持其10万美元的工资而放弃。

　　与其类似还有法国人艾迪，艾迪的工资是一年60万元人民币，后来四川方面经费出了问题，希望中国足协帮忙，让他成为中国青少年足球技术总监，但足协最终也未同意。另外，今年年初说得很热闹的草根计划至今也没有落实。德国世界杯之前，身为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的冯剑明又提出与教委联合开展学校足球运动，但由于涉及200万元启动资金，最终此事也不了了之。为什么投给青少年足球的钱这样困难？因为以成绩决定一切的观念在足球圈中根深蒂固。中国足球的领导者们似乎一直没弄清楚一个概念:青少年足球培养不是一个能产生巨额利润的产业，而是一个需要投入的事业。

　　有多少人还在执着？

　　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执着于青少年足球培养的基层教练？对这个问题，虽然缺乏准确的数据，但我们仍能肯定地说:人数多不了。

　　在青少年培养问题上，基层优秀教练的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层教练的收入很少，现在他们还能够投入这样的工作，更多的是凭借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本来培养人才就已经很费劲了，但在向更高一级的球队推荐人才的时候，我们又会遇到很多阻碍，这项工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一位基层教练这样说。

　　近几年，像徐根宝、金志扬这样当初叱咤风云的教头，都做起了青少年的培养工作。徐根宝在崇明基地一呆就是十年，金志扬更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扎根，虽然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像这样投身青少年培养的优秀教练，在足球圈急功近利的思想潮流下少之又少。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以及缺乏必要的支持，这些基层教练常常遇到很多困难，难以充分施展拳脚，比如徐根宝的崇明基地，就因经济原因多次面临裁员危机。

　　投入几乎没有、踢球的人越来越少、基层教练也流失得很快，中国的青少年足球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成绩不能决定一切，如果还不早点给青少年足球动手术，中国足球未来的前景可想而知。

　　本报记者李立

(责任编辑：严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