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北京朝外大街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总裁特别顾问的魏纪中老先生坐在他靠街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窗外的车来车往，无限深情地缅怀自己的老朋友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位很了不起的爱国者。”魏老沉稳的中音却无法遮挡他动情的内心感怀。

　　　他总出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魏老和霍英东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当时魏纪中是国家体委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在魏老的记忆中，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我们的体育根本不发达，也没有钱去重视和发展体育，而霍英东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内地，就是希望为内地的体育事业做一些事情”，魏老说，“当时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真正为体育事业而来，不是为赚钱而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可赚。”魏老回忆，当时国内根本没有体育市场，因为“文革”时期体育活动都停了，体育的发展方向还看不清楚，有人在这个时候能来说明了什么？所以现在有些人说霍英东先生是为了挣钱而来根本站不住脚。

　　魏老说，霍英东先生喜欢体育运动，而且身体力行，年轻时踢足球，年纪大了，每天坚持游泳，正是因为他喜欢体育，所以他愿意为国内的体育事业做贡献。魏老回忆霍英东先生来到内地后，首先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国际上帮助我们完成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是建立一个新的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当时的羽毛球联合会中国台北在里边，我们进不去，我们要发展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就要成立新的组织。霍英东先生联络了一些人并出资，最后新的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在泰国曼谷宣布成立，我们成为会员，这时候受到来自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压力，霍英东先生又帮助我们去做工作，从此我国的羽毛球运动获得了发展。第二件事就是帮助中国奥委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件事开始于1974年，邓小平同志临时主持工作，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到国际奥委会里边去，随后开始了整个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席位的工作。霍英东先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当时是国际足联的执委，除亲自出面沟通外，当我们到那些没有建交的国家去沟通时，霍英东先生总是找一些当地的熟人来照顾我们，最后我们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他是我们的功臣之一。

　　“这是很突出的两件事，他还做了很多”，魏老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发展体育事业资金的问题又提上日程，在这个方面霍英东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捐了一亿港币，并成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会。一亿港币在当时我们外汇很紧张的时候，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解决了我们当时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1990年办亚运会，霍英东先生又捐了英东游泳馆和中国体育博物馆，恰恰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出力。

　　　他有自己睿智达观的体育思想

　　魏老说，霍英东先生首先支持香港体育事业的发展，到后来又支持我们内地体育事业的发展，他一直有一个思想在里边：第一是增强国民体质，第二是振兴民族精神，第三是提高国家地位，始终是这么一条线。这条线具体就是霍英东先生对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所持的态度。在中国北京办一届奥运会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愿望。第一次申办，霍英东先生对我说过，我们办奥运会、办好一届奥运会就会使我们全球的华人扬眉吐气，什么叫扬眉吐气，就是民族振兴，这样大家才能扬眉吐气。第一次申办，他去和国际奥委会委员沟通，很多委员都和他熟识，但第一次没有成功，他很难过，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念。第二次申办时，他年纪大了，又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作繁忙，就叫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帮助我们。他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做了很多，但自己从不张扬，因此有很多事情外界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一个做了什么事情，就去说的人。

　　魏老说，霍英东先生始终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自己经常会被霍英东先生找去探讨不少体育方面的问题，每次都要两个小时或更长。回忆起来，这些问题包括中国足球的发展、香港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北京亚运会、中国奥运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利用霍英东先生在广州投资的南沙作为中国体育发展的基地。魏老说，霍英东先生脑子里对体育总是有一个蓝图，每一次探讨他也总是问得很细致，对于中国体育，他一直在思考问题。 本报记者 曹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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